# 胡风分子顾牧丁在南开大学的破坏活动

　　<南开大学中国语文系>

　　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於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后，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全体师生对於胡风分子的罪行激起了无比愤怒。因为天津解放六年来，南大中文系始终受着胡风分子的疯狂进攻。阿垅、芦甸、冯大海、李离等人都相继在这里散布过毒素。一九五二年南大院系调整后，又被胡风分子顾牧丁乘机打入，两三年以来，不断地进行反革命活动，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里，根据所揭发出来的部分材料，来看一看胡风分子顾牧丁的罪行。

　　顾牧丁到南大后不久，伪装进步，曾申请入党，自夸一向在党的领导下作革命工作，想藉此骗取教师和同学们的信任。实际上，他和战犯顾祝同是堂兄弟，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就是由战犯顾祝同介绍到江苏学院去教书的。他和胡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但在房子里挂着和胡风两人合照的像片，而且还存着胡风的诗的手稿。解放前，曾和胡风骨干分子路翎一块办过“呼吸社”；到天津后，仍和胡风及其骨干分子阿垅等经常联系。

　　顾牧丁在南开大学公然破坏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诽谤南大党组织“幼稚和落后”。并又探听“九三学社”组织内部的情况，有些同志的履历表他也鬼鬼祟祟地偷记下来，企图找他“争取人”，“联络人”的对象。

　　他对於党中央所领导的批判胡风的斗争，一向是破坏的。早在一九五三年何其芳、林默涵等同志在报上批判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时候，他就明目张胆地诬蔑为闹宗派，并且说：“胡风现在非常不得志”，还说：“现在中国有两个人正在从外国文学搞现实主义问题，一个是天津的阿垅，另一个是在杭州的方然。五年之后将要以事实证明他们（指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理论是正确的。”他所说的“五年之后”和胡风讲的“以五年为期”恰相吻合。

　　今年一月全国开展批判胡风以后，他为了效忠於他的主子胡风，虽在北京大学进修（去年调去的），还曾在两三次回校中，依然到处诬蔑说这一运动是闹宗派。他替胡风辩驳说：“胡风是对的，被批判是冤枉的。”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一批材料发表的前夕，他还以同情的口吻传播胡风“病了”的消息；用诬蔑的语气说：“胡风在‘病中’（实际是躺下装死），胡乔木、周扬、邵荃麟还去对他进行‘疲劳轰炸’。”他还对杨献珍同志在全国文联所作的“关於批判胡风集团的反动哲学思想”的报告也进行了恶毒的诬蔑，说这个报告“空洞无物，机械论”等等。

　　顾牧丁在南大两三年来，也像其他胡风分子一样，竭力在“联络人”和“争取人”。他经常假惺惺地装做对同学们特别关心的样子。说什么他就喜欢和青年人在一起，想以此骗取学生对他的崇拜。宣扬他如何一向做革命工作；有时无原则地捧某些同学的习作如何好，前途如何伟大；并请青年助教和同学到馆子里吃饭、照像和送胡风集团分子的书籍；把人迷惑后，他就在青年人面前攻击学校领导以及进步教师。企图使学生认为只有顾牧丁才是同学们的“好”教师。

　　顾牧丁在南大中文系有系统、有计划地散布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文艺理论”。在“现代诗选”中大量选讲胡风以及阿垅、鲁藜、绿原、牛汉、化铁（即刘德馨）等胡风分子的“诗”。在讲授时，对郭沫若同志的诗只讲两小时作为掩护，而胡风的反动的诗，却讲了十一小时，把胡风说成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对胡风“生平”，百般吹嘘。在每讲一个革命作家的诗后，跟着就讲一个胡风分子的诗。目的就是要用胡风分子的诗来攻击革命作家的诗。同时还不断地向学生散布谬论，企图阻止学生学习正课。说什么写作要注意小生活，如吃饭、睡觉、做梦、和爱人谈话等等，都是很好的题材。使一些学生的思想受到不良影响。

　　他为了扩大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影响，从不放过一切机会，有时把胡风的诗的原稿送给教师看，有时对教师宣扬胡风的翻译如何好，有时竟对教师无耻地说：“中国真正工人出身的作家，就只一个阿垅。”有时鼓励同学作毕业论文以胡风分子鲁藜的诗为题，有时就把他编的“现代诗选”讲义送给校内外的人，把胡风的反动理论扩大到各处。

　　顾牧丁在散布胡风反革命理论的同时，对於我们的政治理论学习也进行了破坏。在集体自学时，别人学习他睡觉，睡醒了就找机会讽刺人、打击人，使别人不能安心学下去。企图以此来阻碍大家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便於他散布胡风集团的反动理论。

　　去年暑假后，他到北京大学进修文艺理论，在一年中间，不断地破坏苏联专家的威信，对抗系主任杨晦同志的领导，不参加答疑、讨论等等教学环节，一贯地对进修班进行破坏活动。有时回校，也到处散布诬蔑领导的言论。

　　两三年来我校行政方面及教师都以为顾牧丁是思想问题，作风问题。曾经给他仔细地、耐心地提过意见，想帮助他进步，改变作风。而所得到的回答是他“用微笑包着侮蔑”。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被揭露之后，我们才明白顾牧丁原是暗藏在我们身边的敌人。我们愤恨过去政治警觉性太不高，以至给敌人钻了空子。我们要坚决地参加这次严重的政治斗争，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从革命队伍中清除出去，并要求政府依法惩办，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早日完成。

　　来源：《天津日报》1955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