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风分子李正廉的反革命罪行

　　<《新闻日报》编辑部>

　　“人民日报”发表的关於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以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教育了我们，使我们认识到胡风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已是铁案如山，无可抵赖，同时也激发了我们的革命热情，提高了辨别能力。胡风事件给我们的教训是重大的。由於我们眼睛不亮，不善於辨别好人和坏人，胡风分子李正廉，在上海解放后就混入我们的编辑部，六年来，进行了一系列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李正廉首先把自己巧妙地伪装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上海解放后不久，李即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及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抄摘有关民族问题的个别章句，拼凑写成三四万字的三篇论文，辗转托人在上海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之后，又把这些“著作”到处送人，大肆宣传，给人以“钻研马克思主义很有心得”的印象。因为我们学习不认真，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高，有的同志就给李正廉钻了空子，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以为他的理论修养很了不起，在理论学习中碰到疑难问题，就找李请教，甚至发觉李在言论文章中有错误思想，也不敢批判。

　　据现在知道，李正廉早在抗日战争以前，就拜四川恶霸地主土匪头子王金龙为寄父，就在王金龙的家中，李正廉开始学习托洛茨基匪帮的反革命理论，之后，他就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句把自己装扮起来，以混入进步的学生运动的队伍，并研究凯恩斯的反动经济理论与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学说。在蒋匪特务所办的杂志上，发表过宣传这类反动理论的文章。即在解放之后，李正廉在人面前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在人背后则孜孜不倦地阅读托洛茨基审判案，阅读有关苏联国内与托洛茨基匪徒论争的论文，他曾暗地对人称赞拉狄克（托匪）的“才能”和“知识”，说拉狄克“十分令人钦佩”。每当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破获反苏阴谋与叛国案时，李正廉总是兴奋紧张，背着人把有关材料悉心研究，甚至能把某些章句背诵如流。这样，李正廉就以“精通党内斗争的战略策略”自命为胡风集团的“谋臣策士”，他把胡风说成是“党的路线的坚持者”，胡风对於李的这种做法十分赏识，说李虽不是搞文艺创作的，但是一个政论家，李写了“论革命斗争中的主观战斗精神”一稿，胡风本人与阿垅、路翎等曾集体对此作了研究和修改，打算把李培养成为一个宣传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家，并派他打入东北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去“开辟工作”，只因当时李白认为在“新闻日报”大有可为，胡风才派了另一反革命分子庄涌去。

　　李正廉口口声声夸耀自己的一段“革命历史”：曾去过中原解放区，“在国民党的进攻中突围出来的，又曾在党的领导下做过地下工作。是曾经为党、为革命作过牺牲，拚过性命的人。”

　　其实，李正廉在一九四五年是有计划地钻入中原解放区，而且，在中原解放区宣传主观唯心主义，散播消极思想动摇军心，受了批判，逃离了解放区。到了上海后，他表面参加了进步的文化工作，实际上他的反革命活动更加露骨了，如李正廉在上海“新民报”工作时，当时在该报工作的地下党员与进步群众收听延安广播，李则向国民党市党部派驻该报的特务公开告密。

　　尽管李正廉曾经这样露骨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但是由於我们的麻痹大意，仍然在解放后把他当做一个革命者而给混进了“新闻日报”的编辑部，任他要尽各种两面派手法，从事种种罪恶活动。

　　李正廉用尽各种卑鄙手段破坏党与非党的团结，恶毒地污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以高官厚爵收买民主人士”，把党对民主人士的团结，说成是“阴险的政客手腕”，“官官相护”，在公开的会议上，他以批评者的姿态辱骂非党的行政领导，然后背地散播谣言说，他的批评是党支部书记布置的，唆使某些工作人员与领导上顶嘴吵架，“不能让步”，以打击领导威信。

　　李正廉更利用了机关内部的民主生活，思想改造及各项政治运动，实行其打击一批、拉拢一批、“联络人”、“争取人”等分裂活动，对於有毛病或因犯了错误而受到批评的人，李就百般拉拢，说“你有非凡的才华”，“你是因正直不苟，不谋私利而受到打击的”，说“人生三件大事，爱情，温暖与信任”，对於犯了错误而受到批评的人，则说“新闻日报”没有温暖，对於非党新闻工作者，则说非党员不能得到党的信任，并举路翎为例，说路翎的受“打击”，因为是“非党作家”。甚至恶毒地造谣挑拨，对人说：总支书记“说你有严重的政治问题”等，无中生有地离间党与非党干部的团结。

　　李正廉更咬牙切齿地咒骂党团员与要求进步的群众，把党团员骂为“苍蝇”、“传声筒”、“特务”、“市侩”、“老爷面孔”等，支部介绍一批要求进步的同志入夜党校学习，李叫骂说这是“政治收买”，企图使党团员在群众中陷於孤立，使群众不敢靠拢党。

　　李正廉又险恶地对党的组织进行分裂和瓦解活动。他巧妙地利用个别党员的个人主义情绪，来攻击另一党员，当他知道某一党员因为自由主义而受到党的批评时，他就用各种办法进行拉拢，说这个党员“写作水平甚高，善於接近群众，也为群众所亲近”，说支部“以虚构的口实，打击陷害”。当李正廉知道团支部副书记因恋爱问题受了批评，李就多方与他接近，传授种种“谈恋爱”的“经验”，企图把这个团员拖上蜕化变质的道路，通过这些“一点一滴的工作”，企图在党内、团内安下“钉子”，打听消息，并进一步进行破坏活动。

　　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时，李正廉一面紧张地到处打听，问“是不是要检查男女关系问题？”故意混乱思想改造的方针政策，进行摸底，一面就假装积极，在发扬民主开展批评的幌子下有计划地打击少数学习组长，把他们骂为“流氓恶霸”、“法西斯匪徒”，并威胁领导说：“某某如再当组长，证明思想改造运动失败，这是对领导的考验。”之后，他又对受批评的人说：“我的发言，完全是党内布置的。我做了杀人凶手，现在才知上当，实在对不起老兄。”临到李自己思想检查时，就假意地检讨自己“私生活不严肃”，有“资产阶级思想与生活方式”，并干嚎一场，说“对不起党”云云，以转移目标，蒙混过关。

　　报社行政领导与党的组织对李正廉是曾经进行了批评与斗争的。但由於革命警惕性不高，嗅觉不灵，虽然在许多地方李正廉已露出了反革命活动的马脚，但我们仍当做“思想落后”的问题，等待其觉悟，党组织与编辑部的许多工作同志，曾耐心地对李进行了多方面的教育和帮助，直到政府机关，读者与通讯员揭发了李在工作上有严重的错误，才责令李正廉进行检讨并调离其记者工作。李正廉即施展其以攻为守的战术，以黄逸峰事件与贝利亚事件为引子，对党与行政领导进行了恶毒的进攻，两次向中共中央华东局与中共上海市委上“万言书”，诬告中共新闻日报支部“蜕化变质”、搞“独立王国”，诬蔑支部书记是“贝利亚”，“黄逸峰”。说党员“浸透了国民党特务的作风与精神”，“实行军事统治”。像胡风给党中央上书言事一样，李正廉的意见书及其论点，也是经过胡风集团在上海的分子们的周密的组织与考虑的。李正廉在这意见书的最后狂妄地写道：“仍有一些忠实於国际共产主义事业，深刻理解其传统的正确和不可动摇……的人，……他们已取得一致的意见。”

　　党委迅速处理了他的意见书，党组织书记找李正廉谈话，指出李的控告是对党的原则的歪曲，给了他严肃的批评，总支书记并在两个月内找李谈话七、八次，对李意见书中的错误思想逐一作了分析批判，李这时就假意地写了一份检讨，作为改正错误的幌子，同时又进一步以攻为守地提出入党申请，“争取二年内入党”。

　　不管李正廉的反革命手法如何阴险和善於伪装，但他的活动不能不引起更多人的疑惑，为了进一步掩盖自己的真面目，李正廉又把自己装成是一个有“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的人，装扮成一个“神经质”的人，蓄发留须，实行他的“装死”战术，宣称自已是“消极厌世”，“情场失意”，故意装出一副可怜相，甚至半夜到黄浦江边徘徊，给人以要投江的印象。他的反革命活动也更多地采取地下隐蔽的秘密方法。住所是终日门窗紧闭，围着厚厚的窗帘，与其他反革命分子的联系，常常采取深夜在偏僻的马路上约会，避不给熟人看见，电话、信件等都用密语和代号。现在查明，李正廉的生活一贯是极端腐化堕落的，当他“马克思主义者”的伪装逐渐为人所识破之后，李就更加酗酒，嫖妓宿娼，自称自己是“落后分子”。

　　李正廉化名“方梦”，是胡风集团的“方字辈”中人物，但六年来他费尽心机地掩饰着自己的真面目，他绝口不说与胡风集团的关系，避免与胡风分子作公开的交往，竭力保持自己是“文艺圈外的人”的姿态，准备长期潜伏下去。

　　胡风十分重视这个培养了十余年的“文艺圈子以外”的“芽子”，正当与胡风集团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开始之后，胡风怕李正廉动摇，不断写信打气道：“坚强地做下去吧，这能使自己更坚强。”“历史决不欺人：所以，不是不要失去信心，而且是更要加强信心！”“这是最高水位，退是一定要退的，但防风工作更要加紧，少损失一分就是一分功德。”“工作是一点一滴的，二十多年的一点一滴，终於引来了这末大的一片仇恨，那末，在今天，更要一点一滴的工作，来证明这最后局面，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按照胡风的指示，李正廉曾一再写信写文章，向党进攻，为胡风助战，因为文章没有发表，李甚至咬牙切齿地写信咒骂党报以泄愤。

　　胡风在发觉自己“被乐观的估计所蔽，终於冒进”之后，又不断写信来布置“退兵”，要李正廉“先练太极拳，以为防范”。

　　直到舒芜材料发表前夕，胡风还写信告诫李正廉说：“来日方长，要流汗有的是机会。只要保持干劲，还是干得下去的。”

　　以上是已被揭发的李正廉的罪恶活动事实的一部分，这些事实使我们清楚地看出一个反革命分子的狰狞面目，使我们又一次认识到胡风集团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组成的，他们怎样无孔不入地钻到我们的内部来进行破坏，而我们过去真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他们的末日来临了，人民再也不能任他们“干得下去了”，再也不能给他们以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机会”了，“最后的结局”必须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彻底粉碎。我们坚决要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提高革命警惕，擦亮眼睛，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来源：《新闻日报》1955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