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揭穿“工人作家”——何苦的画皮

　　<《天津工人日报》编辑部>

　　在“关於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里，“人民日报”编辑部所加的按语中说，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他们随时随地寻找我们的缺点，作为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藉口。那个地方有他们的人，那个地方就会生出一些古怪问题来。”

　　在我们报社编辑部里，就有着他们的人，就生出了一些古怪问题。

　　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天津的党徒，“四大金刚”之一的何苦，就打着所谓“工人作家”的招牌，在我们报社编辑部里隐藏了三年之久，不断地进行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

　　在这三年当中，我们虽然感到“这个人有问题”，“太不像话”，思想界限划分得比较清楚的同志，虽都对他保持警惕，编辑部的领导同志们也不断向他进行批评教育，但是没有感到他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还认为他是个“工人作家”，是思想意识上有问题。而一些思想界限模糊、本身自由主义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较严重的干部，却为他这个“工人作家”所迷惑，就成了他进行工作，加以拉拢和利用的对象。因而我们报社编辑部的新闻报道工作、党团组织的建设，曾遭到何苦这个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并散布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最近我们才查明何苦并不是什么“工人作家”，老早就是一个流氓、反革命分子。

　　何苦在日商双喜工厂当“工人”期间，在日本的人事科长九井指使下，监视工人。谁要得罪了他，他就在九井面前说坏话，就有挨打、失业以至性命的危险。曾在双喜工厂干过的工人都传着这一句话：工人怕工头，工头怕何苦，以此可见何苦吹嘘的所谓“工人出身”，实不过是“工贼”、“汉奸”的掩护词而已。据他自称，后来又在汪伪通讯社的“扬州分社”工作，又曾任汪伪海陆空军编审委员会少校军官。胜利后曾加入国民党匪帮。以后混入解放区，到北方大学学习。天津解放，何苦随工会工作组进城。在天津，工作一直不安心，抗拒领导，耍无赖手腕，在工会要求到工厂，干了不久又要调文联，到了文联，又要来报社，以遂其到处破坏的目的。

　　何苦在天津文联时期，即和胡风集团反革命分子阿垅、芦甸、李离、冯大海等人勾搭上了。他们疯狂地攻击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诟骂革命作家，散布胡风的反革命文艺理论，并妄图把胡风分子鲁藜捧上天津文艺工作的领导岗位，以便抵制党对文艺的领导。何苦曾是这一阴谋的参与者，并积极为实现这一阴谋而进行活动。

　　何苦在我报社编辑部内，极力诋毁文艺界领导同志，一有机会就向一些记者们贩卖“文坛新闻”，对党的文艺领导干部与革命文艺工作者进行污蔑、谩骂和攻击。同时则大肆吹嘘阿垅、路翎。称阿垅为“当代的别林斯基”，说路翎最有才华，是“中国的萧洛霍夫”。并说：“‘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是不正确的，站不着脚，应该是‘文艺为人服务’”。散布“起点就在你的脚下”、“中国根本没有像样的作品”等等虚无主义的反革命谬论。他这些反革命言论，也曾使一些无知的青年工作人员上了当，不愿看中国的作品，并污蔑“文艺界闹宗派主义”。

　　何苦对於报社编辑部的工作，也极力进行破坏。一九五二年，报社刚刚成立起来，何苦就对一些新来的干部或对领导不满的干部捏造些流言蜚语，夸大领导同志的缺点，打击领导同志的威信。领导动员大家深入工厂，他却说这是“赶鸭子”。编辑和记者之间有时因为在处理稿件上有些意见，何苦就从中挑拨，制造两者之间的矛盾。他见了记者，骂编辑是“老爷”、是“刽子手”，坐在家里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乱改稿件。记者写的稿件不能发表，何苦把这称做“被枪毙了”，“不珍惜记者的劳动果实”，“在这里当记者算成了孙子了”。他趁着这些机会煽动记者对编辑、对总编室的不满。何苦转脸见了编辑，又说记者“太狂妄自大了，连稿子都不许删改”，并说“在咱这报社里，编辑改记者稿子，得手里拿着手枪”，要不然就不敢改稿子。因之编辑部编辑与记者之间很长时期有意见，甚至影响了工作，领导上组织过多次编辑与记者的会议、座谈、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好了一些，但是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一九五三年，报社刚分配到房子，还没有为记者们找到集体宿舍，何苦又进行煽动：对记者们说：“这简直是办训练班，说是干部，又不给干部待遇，这怎么能办好报纸。”一九五三年下半年，报纸发行数字一度下降，有些同志对办好报纸缺乏信心，何苦又趁机活动，在记者中散布“咱们编的报纸，不要说读者不爱看，我也不看。”“到工厂去探访，人家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天津工人日报”，说是“天津工人日报”的记者，自己也嫌丢人。”如此种冲，加上一些同志有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想，於是就有部分干部工作不安心，严重地影响了报社的工作。这时党支部领导着团组织，发动了一次总路线的学习，并结合讨论了报纸的工作，才把这一场大的思想波动平伏下来。

　　何苦在报社的活动是相当猖狂的。他随时找我们的缺口，以供他利用。在报社里谁犯了错误：受到批评，何苦马上就去表示“同情”，给以“安慰”、“支持”。企图把这人拉过去，作为他反革命的资本。他曾对一些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而又对领导不满意的人说：“对头们（指领导同志），还有那些板着政治面孔的人（指党团员和原则性强的干部），要‘敬之如神，避之如鬼，防之如贼’。”并策动他们反对领导，破坏制度和组织纪律。并称这种行为是“英雄”。

　　他对报社党组织是仇视敌对的，但他在表面上不露出来，他见了党员，表现的很“尊敬”，并还曾经对一些党员表示：参加革命这些年了，还没有入党，感到非常惭愧，宣称要“争取入党”。但这个反革命两面派，在党员们背后，却极力诟骂党员。有一个女党员曾经在认购公债时对他说：“你得那么多稿费，应该多买点公债。”他转脸就骂她：“小妇人”。报社编辑部党组织准备发展党员，组织讲党课，何苦在此时就以谈文学为名，说：“鲁迅、马雅可夫斯基都不是党员，可是比党员成就还大，有些人虽然是党员，可是并不写作品，他们是靠党员的牌子吃饭的。”他这些阴险毒恶的暗箭，射伤了一些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青年工作人员，接受他的思想毒害，愿意在党外“自由自在”，打消了积极工作、改造自己、争取入党的愿望。如果谁受了他那个所谓“工人作家”“非党布尔什维克”的迷惑，爱接近他，喜欢听他那一套辱骂进步作家，对抗领导的话，他就夸奖谁是“天才”、“前途无限”；相反地谁要是不接近他，不听他那一套，他就给以打击和当面辱骂。有几个青年团员，原先接近他，受过他的愚弄，后来经过党团组织教育，和他疏远了，靠近了党，何苦就骂他们“无耻”、“混蛋”。他的私生活极为荒淫糜烂，而自以为“风流倜傥”，引以为荣，经常散布资产阶级淫乱享受的思想，腐蚀革命干部。

　　何苦在记者中、工人通讯员中，“忠诚”地“实践”着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文艺理论”。反对写作为政治运动服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让他写东西，他说这是“受罪”，“赶任务写出东西来也是棒子面味的”。他在工人通讯员中宣传胡风的反动文艺理论，要工人写女人是“抿嘴笑，还是拍着腿笑、捂着肚子笑”，反对通讯员写新闻通讯，劝他们写“大作品”，要通讯员去“锻炼想像能力”。他用这种谈“写作经验”的方式，“联络人”，而实际上是在瓦解报社的通讯工作。

　　何苦这个反革命分子，和胡风集团中的其他反革命分子一样，对於劳动人民是极力诽谤，经常说“工人的特点，就是姐姐的奶奶的”骂人。让他参加追悼石志昂等十一烈士的大会，他说是“受洋罪”、“无聊”。他对苏联作家、对人民民主国家的文艺演出也尽力毁谤。

　　何苦这个胡风分子，制造了许多古怪问题，给我们许多困难。最初我们并没有认识到这是反革命的破坏。党中央发起的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擦亮了我们的眼睛，回头来再看我们报社内发生的古怪问题，就一点不古怪了，不过都是胡风集团反革命分子对我们的破坏。我们接受了这个教训：只要有古怪问题，就应当挖出它的古怪根子，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任何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都要被我们揭露出来，都要被我们彻底粉碎！

　　来源：《天津日报》1955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