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风分子梅林的丑恶面目

　　<翟永瑚>

　　当“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揭发胡风的“材料”以后，一贯自称为“思想上已经入了党”的胡风分子梅林，便又向大家重新背起了他在文坛上“二十年来的光荣历史”，企图掩藏他那罪恶的尾巴，在群众的眼前“滑过去”。他说：“胡风在文坛上二十几年，我也搞了二十几年的文艺工作，他写他的理论，我搞我的创作，各不相关，我怎么会受他的影响？虽然我和胡风在文艺观点上有些共同之处，也只不过是‘殊途同归’而已！”

　　这里，让我们剥掉他的假面具，让大家来看看他那真实的丑恶的嘴脸。

　　原来这个自称为“思想上已经入了党”的“老革命作家”，曾经参加过共产主义青年团，因经不起斗争的考验，可耻的作了“逃兵”。一九三八年他就开始和胡风认识，并很快的成了胡风的走狗，从事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他狂妄的吹嘘胡风是“拥抱真理最深、最真的作家”；并在他的一篇小说里，将胡风装扮起来，作为一个“正面人物”的“模特儿’来加以歌颂。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梅林更进一步投靠了胡风。一九四八年，当胡风把他的臭名远扬的反动著作“论现实主义的路”寄给“中国作家”刊物以后，梅林就赶快替他跑到该刊的主编那里去探问何时可以刊出，并无耻的为胡风的稿子争取过高的发表费。

　　解放后，这个胡风分子，对党和进步作家的仇恨，表现得更加疯狂了。他非常恶毒的污蔑华东文艺工作的党的领导同志为“通天教主”，污蔑一位研究鲁迅作品的进步作家为“乞乞科夫”；并宣称要写一部“新儒林外史”，把全国一切党与非党的进步作家都写进他的“新儒林外史”里去。这说明他对革命文坛上一切人仇恨之深。同时，他又竭力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开辟阵地，组织火力，来向党进攻。当他占据了“文汇报”副刊“文学界”的执行编委的职位时，便利用职权，和各地胡风分子取得了密切联系，大量地发表他们的“文章”，来散布胡风反动的思想毒素，对抗党的文艺政策，攻击党的领导同志。当时，在这个周刊上经常发表“作品”的胡风分子，就有罗洛、罗石（张中晓）、罗飞（杭行）、阿垅、冀汸、张禹、王元化、耿庸、贾植芳等十多个人，特别是耿庸的文章，有一段时间几乎每期都有一篇。他们抓住了批判“武训传”的机会，疯狂的向华东文艺工作的党的领导同志进行攻击，张中晓的一篇文章，非常露骨地怂恿大家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党的文艺领导，至於“武训传”本身，他认为根本用不着批判。他的这篇文章登出后，受到了读者的批评，张中晓又写了一篇所谓“反批评”寄来；当时报社的负责人认为内容有问题不能发表，梅林便挺身而出，坚决对抗，并狂妄的声称：“即使领导上看了不同意，我也要发表它！”后来，“文学界”停刊了，他这才无法继续利用它来施展他的阴谋。

　　“文学界”停刊以后，梅林又利用他在震旦大学任中文系主任的职位，把胡风分子贾植芳、王元化、耿庸拉进该校，建立他们反革命的“据点”，并写信去约阿垅，企图把他也拉进来，为他们的据点“扩充实力”。他们在教课时，大量的向学生灌输胡风的反革命的思想毒素，把胡风的“理论作品”作为教材，把阿垅的“人与诗”作为讲现代诗的主要参考资料，并把胡风所主编的“七月诗丛”和胡风的“时间开始了”以及胡风分子罗洛的“春天来了”，作为“优秀的诗”向学生们大力推荐。

　　当梅林通过胡风分子刘雪苇，混进了新文艺出版社并占据了编辑部（后改为第一编辑室）主任的职位以后，掌握了该社出版文艺作品的“生”、“杀”大权，於是，便对一些来自工农兵的或者反映工农兵斗争生活的作品，大加杀戮。在新文艺出版社筹备期间的几个月当中，仅仅华东人民出版社一个单位移交过来的一百三十三种文艺作品（包括“文艺创作丛书”在内），在梅林的主持之下，以“公式化、概念化”的罪名判处死刑的就有六十八种之多！但是，梅林和新文艺出版社其他的胡风分子，对我们革命的文化事业的进攻，这却仅仅是一个开始呢！他们在处理各地的来稿当中，同样的用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来砍杀进步作品。有一部从部队里寄来的小说，初审的一个同志认为这一篇是“生动的反映了战士们的斗争生活”的，而且也“写出了人物”的作品，便决定接受出版；而梅林竟利用他的“职权”，粗暴的“批”了个“不用，退稿！”於是，这篇小说的生命，就这样的给扼死了！

　　梅林和新文艺出版社的其他胡风反革命分子，一面疯狂的来杀戮和排斥进步作品，一面又将他们集团内部的一些反动“作品”大力的拉了进来，只要是胡风分子的，都替他们争取出版。他们就这样的钻进了革命文化事业单位里来，把它作为他们的一个阵地，向我们革命的文化事业，进行猖狂的进攻。

　　梅林的反革命的“爱爱仇仇”，不仅如此，也同样强烈的表现在他的日常行动当中。胡风分子罗洛，本来在“青年报”社“工作”的时候，级别很低，当胡风分子刘雪苇把他拉到新文艺出版社来的时候，便一下子提升为十一级（出版级）的编辑，这已经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了；而梅林却想进一步把他从编辑提升为副主任。张中晓，是一个在办公时间经常躺在沙法上打盹的胡风分子，梅林竟在社务会上替他人肆吹嘘：“像中晓这样的‘编辑’水平，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挑不出几个的。”他就是这样的来替他们建立“威信”，并企图把他们拉到重要的位子上去，以便更利於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当梅林听说我们组织上注意到另一胡风分子耿庸的“历史问题”时，他便跑去告诉耿庸，要他提高反革命的警惕性；当他听说有人要写稿批评耿庸的反动的“‘阿Q正传’研究”时，他便跑去责问这个同志：“谁叫你写这个的？你这样够朋友吗？”梅林，这个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分子，对他的同类的庇护，真是无微不至的！

　　梅林这个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在进行他的反革命的罪恶活动当中，不仅表现了他狼一般的凶狠，同时也表现了他狐狸一般的狡猾。有一个作者寄来了一篇翻译稿子，胡风分子罗洛一看该稿是译自“共产党人”杂志的，因而触怒了他们，便决定不用；并在退稿信上狂妄的写道：“‘共产党人’杂志的社论，常常是写得四平八稳的，如不加以选择的介绍过来，则意义不大……。”梅林一见，非常警觉的感到写得太露骨了，怕他们的反革命尾巴因此被揪住，便用毛笔很仔细的把这一句抹掉。当着党对新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加强了以后，梅林便马上改变了斗争策略，由明目张胆的、猖狂的向党进攻，转为更阴险的隐蔽的形式。他还教给“几乎恨一切人”的非常死硬的反革命分子张中晓要两面派手段，告诉他在写审稿意见时，“多在字面上用心一些，免得被他们（按：指党的领导）抓住漏洞；审稿意见要写得婉转一些，尽量加些‘可以考虑’、‘请社长决定’等字眼”。同时，仍然毫不放松的为胡风集团的反动“作品”争取出版。他为了避免社的领导上的注意，便极其卑鄙的采用走私的手段；“抓住时机，塞一本，再塞一本……”后来，他们果然就这么做了。当他同时接受了胡风分子陈亦门的“诗是什么”和冀汸的“这里没有冬天”以后，便将“诗是什么”先藏起来，将“这里没有冬天”送到社长室去。他对编辑室里的其他胡风分子说：“两本同时送上去，目标太大，必须一本一本来。”他就用这样的走私办法，将胡风分子的“这里没有冬天”、“诗是什么”以及梅林本人的“小说散文集”，都一一的偷漏出来了。

　　当新文艺出版社加强了党的领导以后，梅林便对其他胡风分子说：“对他们（按：指不属於胡风集团的编辑同志）的关系要好起来，名义是帮助他们，实际是拉拢他们，使一编室完全控制在我们手里。”梅林“争取人”的手段，是非常巧妙和狠毒的。有一个新调来的编辑，梅林知道他在“三反”当中曾经受过处分因而对党存在着不满情绪，於是他便装出十分亲切热情的样子，对他“关怀备至”，并挑拨他说：“领导上对你的看法我始终是不同意，我跟他们争论，他们说我迁就你——这可能是你原单位领导上对他们讲了些什么，组织上对你有偏见。”其他胡风分子也乘机造谣：“某人还说过：这种人也配作编辑！”又一次，梅林对他说；“社务会上讨论你的职别，他们（按：指社的领导）一定要你当助理编辑，最后在我的坚持下，才确定你为正式编辑。”就在梅林这样的“关怀”和“爱护”之下，便加深了这个编辑对党的怀疑和不满，使他感到只有梅林才是一个了解他、体贴他的“好上级”。於是，他便很快被他们“争取”过去了。他跟在胡风集团后面，随声附和，亦步亦趋，来帮着胡风分子对抗党的领导，并和他们一道来为胡风集团的反动“作品”进行辩护。

　　当着党加强了对第一编辑室的胡风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时候，梅林为了把“一编室完全控制”在他们手里，来作为他们向党对抗的资本，便尽力的歪曲斗争的真相，把它说成是“领导上对一编室有意见”，来煽动第一编辑室的全体人员对领导上不满；同时，他又用请客吃饭等手段，来进行感情上的拉拢。这样一来，第一编辑室便真的被他们“控制”住了；使领导上的意图，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贯彻到第一编辑室里去。

　　梅林，这个卑鄙无耻的胡风反革命分子，当胡风的所谓“意见书”印出以后，他认为他们已经胜利了，竟欢喜得发狂起来，他除了和其他一批胡风分子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宴会来表示庆贺外，他还无耻的称颂胡风的这个“意见书”“写得诚恳、大方，尤其是‘关键在那里’一节特别精彩！”在这以后不久，全国各地对胡风的反动“理论”展开了尖锐的批判，梅林一见苗头不对，知道“大势去矣”。但这个老奸巨猾的反革命分子，又不甘心就此撒手，便想了个“临走捞一把”的办法，对新文艺出版社的罗洛、耿庸等胡风分子说：“新文艺的‘工作’，没有什么意思了，还是弄自己的吧，每人先弄它一本出来再说！”果然，这些胡风分子便每人把自己的“作品”，先后向新文艺出版社塞了进来。幸亏社里领导上已经警觉了，因此，他们的卑鄙企图没有达到。

　　揭开这个胡风分子梅林的假面具，看看他这些反革命罪行，就可以知道原来这个自称“老革命作家”的人，竟是这样卑鄙、无耻、阴险、恶毒！但任他再狡猾、再刁赖，他还是“滑”不过去的！

　　来源：《解放日报》1955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