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风分子在江苏省文联的罪恶活动   <列红>   南京刚解放,胡风就通过“关系”,把原来潜伏在南京的胡风集团重要骨干分子路翎,安插到南京市文化机关中来。接着,另一批胡风分子郑造、黄天戈、苏汛等也都先后打进来了。路翎当南京市文联创作组长,郑造等也都在这个组内,这样,他们就以创作组为核心,争取、联络了机关里面的一批落后分子,结成了一个小宗派的圈圈,骂领导是“土豆子”、“小耗子”,他们自己是“自由之宫”的“自由之花”,专门从事攻击领导,破坏团结,把市文联闹的乌烟章气。以后,路翎奉胡风的命令调往北京,郑造等就在胡风的另一骨干分子欧阳庄暗中指使下继续进行反党活动了。   路翎调走以后,郑造等在南京市文联和以后的省文联创作组内,继续对领导加以污蔑和攻击,对党的政策加以诽谤和抗拒。他们骂市文联的领导同志“庸俗”、“宠儿”、“大萝卜”,他们甚至嚣张到当领导同志在上面做报告时,他们在下面谩骂、嘲笑,毫无顾忌。胡风分子苏汛更善於要两面派手段,他在三反、文艺整风等运动中,一方面隐瞒了他的反革命历史,另一方面却表现假积极,向支部申请入党。他们并到省文联以后,背地里恶毒地攻击领导,放一些“甲不如乙、乙不如丙、丙也不好”的空气,他们甚至还对个别领导同志进行毒辣的人身攻击。当文联黄穗同志的中篇小说“一个中农的家庭”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并受到一些群众的欢迎时,苏汛他们就在背后大加攻击,污蔑黄穗同志剽窃他们的材料,和机关里另一个反革命分子一唱一和,在群众中破坏黄穗同志的威信。他们对江苏省委宣传部的领导上也同样猖狂。他们污蔑省委宣传部文艺处不懂文艺,不懂创作,而且是宗派主义。在一九五四年,总结一九五四年创作工作会议上,郑造等公开侮辱文艺处同志说:“领导上对作品提意见,说供参考,这样既不枪毙,又不释放,简直是无期徒刑,以后再这样领导的话,我看不如不送给领导看算了。”去年学习党的四中全会文件之后,省级文化机关展了一次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学习运动,运动开展前,首先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进同志作了一次动员报告。在这个动员报告中,徐进同志很鲜明、很尖锐地指出了江苏省文艺界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是如何抗拒、破坏,攻击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针,指出作家必须具备共产主义世界观,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党的政策,深入到工农兵群众的火热斗争中去体验生活,锻炼和改造自己。徐进同志在报告中批评省文联创作组的一些人,吃饭不做事,还成天闹个人主义,要想一鸣惊人写什么千古不朽的伟大作品,但是小作品看不起,大作品又写不出来,总之一句话,他们不愿意写为当前政治任务服务的通俗文艺作品。徐进同志的这个批评是十分中肯的,给文艺界的同志们启发很大。可是胡风分子们听了这个报告大为不满,骂徐进同志“客观上是粗暴的打击创作情绪”,还把徐进同志提出作家必须进行思想改造的话,歪曲成“作家必须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写作”,於是他们故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苏洛夫思想不健康,怎么写出了‘曙光照耀着莫斯科’这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作品呢?”他们还到外面放空气说:“江苏的压力太大,两年写不用东西(这是指并到省文联以后的时间——笔者)就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上海没有这个压力。某某人几年没有写东西还逍遥自在的!”后来,创作组正式宣布撤消后,黄天戈写了一篇小品文叫“渔夫和渔鹰的故事”来咒骂共产党,进行恶毒的污蔑和攻击。这篇小品文,黄天戈原来还要“江苏文艺”发表,“江苏文艺”没有发表。黄天戈还公开散布了“反领导不一定就是反党”的谬论。而且,他们还到处告状,大肆活动,从华东告到中央,企图逼迫领导上收回成命,同时到处造谣说:“现在‘人民日报’来调查这件事情了,某领导同志装作不知道,某领导同志检讨三次通不过!”他们从文联调走以后,领导上还是关心他们的学习和思想改造,去年全省组织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时,还特地通知在无锡的郑造。在苏州的黄天戈等来参加省文联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传达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的报告。郑造他们就在背后嘲笑说:“我以为打长途电话叫我们来有什么重要事情,原来是这件事情,没有什么意思!”胡风分子们得意洋洋地以讥讽的口吻说:“为了文联重视我们而干杯吧!”   他们对党的文艺政策也是一贯加以污蔑和抗拒的。过去市文联组织他们下厂体验生活时,郑造就采取很明显的态度来反对,说什么“要写特务难道也要先做特务吗?”“要写美国难道也要先到美国不成么?”他们即使勉强下去了,也是应付了事或有意对生活、对政策、对人民群众加以歪曲。如苏汛从工厂回机关时就在同志们面前宣传:“工厂里前一阶段搞政治运动,现在不搞政治运动了,下面普遍提倡的口号叫做技术即政治,在工厂里技术是第一了!”所谓“技术即政治”,这和胡风的谬论“艺术即政治”一样,是极其恶毒的反动宣传。黄天戈下厂回来写作品,和他们过去的“组长”路翎一样,都写些歪曲工人的东西,有次他写一对新婚的工人夫妻闹离婚,那种轻率疯狂的情调完完全全是他们自己。郑造在省文联创作组,也下乡过几次,有的同志想向他学习一点下乡体验生活的经验,他就趁机对我们新中国的农村大加污蔑:“下乡真无聊,环境卫生一塌糊涂,苍蝇不动,就要像黑豆豉一样吃下肚去!”问他怎样体验生活的,他就会直截了当地回答人家说:“体验生活么?白天睡大觉,晚上找人胡扯扯!”再问他为什么他们写的作品没有反映农村阶级斗争呢?他便会装得一本正经地说:“我们下乡就没有看到富农活动呀!”他们对领导上要他们写些为当前的政治运动服务的反映现实斗争的通俗文艺作品,是坚决不愿意干的,郑造公开要求领导上对他们“重新认识一下”,把文联的全体干部“排排队,能写大东西的写大东西,不能写大东西的写小东西(指通俗演唱材料——笔者),连小东西也写不出来的就让他当编辑”。每次“江苏文艺”向他们组稿时,他们总写一些歪曲现实、散布反动思想的作品,你要修改吧,如苏汛就说“我要保留我的否决权”,你不用吧,他就又说“领导上叫我写,我写了五、六篇又不用,我倒了胃口啦!”於是,他们就有藉口长期拒绝给“江苏文艺”写稿了。   胡风反革命集团极端仇视共产党,因此胡风分子们反对在作品中歌颂共产党。如过去市文联陈山同志写了一首歌颂共产党的诗,苏汛当面说它太“华丽”,背后说他是“肉麻”。他们并到省文联后,污蔑“江苏文艺”的文艺作品有的是“编辑小说”,有的是“来稿综合”,总之,他们企图用种种恶毒的污蔑不叫大家写有明确政治倾向的好作品,他们想独霸江苏文坛。他们为了如欧阳庄建议他们的头子胡风那样“写几篇新人物,以明心迹坦荡”,所以他们有时也写一点描写新人物的作品,但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真正歌颂新中国的英雄人物,而是为了表现他们“进步”,作为争取入党的一种幌子。例如黄天戈就曾在省文联创作组取消后对别的同志慨叹地说过:“我原来打算写好剧本后,向党打报告,要求入党,可现在完了!”苏汛一方面骂支部冷冰冰,另一方面却一次又一次的打报告申请入党!   总之,混在省文联创作组的胡风分子是非常狡猾的,他们除了一贯要两面派手段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文艺政策以外,在机关里还不断进行挑拨离间,混淆黑白,造谣生事,破坏团结的阴谋活动。例如过去省文联机关里面创作组和编辑部长期闹不团结,平时话多得很,创作组说编辑部对他们有意见,编辑部说创作组对他们有意见。可是当领导上要把这个问题摊到台子上来谈,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问题时,他们却一口抹杀不团结的事实,苏汛狡猾地说:“如果存在不团结问题,那是编辑部和我们不团结,我们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郑造、黄天戈、苏汛,这些胡风分子已经使我们的工作上受到严重损失。过去我们是害了政治上的伤风病,和老虎一起睡觉而警惕不高。这次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的揭发,使我们擦亮了眼睛,接受教训,我们一定要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提高革命警惕性,坚决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来源:《新华日报》1955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