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一步揭露曾卓在武汉市文联的滔天罪行

　　<宋玉田、马汉章、张云骧>

　　不久以前，我们曾初步揭露了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曾卓的一些罪恶活动。随着坚决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这一斗争的深入开展，曾卓在武汉市文联的反革命罪行真是越查越多。现在把我们所进一步了解的一些材料，再度揭发出来，看看，曾卓这个反革命的忠实匪徒是怎样遵照胡风的指示，在武汉市文联建立他们的反革命“据点”，是怎样狂热地、系统地执行胡风的反社会主义纲领，又是怎样策应胡风进攻和掩护胡风退却的。

## 曾卓是怎样在武汉市文联建立他们的反革命“据点”的

　　胡风反革命集团是非常仇视和反对党的统一组织和统一领导的，这是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六条中最恶毒的一条，胡风在一九五○年给舒芜的信中，对有着党的统一组织和统一领导的武汉文艺界看成是“茫无头绪，是以香港余风为指针的”。曾卓当然不甘心於这种“茫无头绪”的现状，因此，他就继承他主子的意旨，大力进行开辟工作，随时随地都在“磨我的剑，窥测方向”，好“突破一些缺口”，破坏党的统一组织和统一领导，“把大旗抓在手里”，建立他们的反革命“据点”，以便於进行反革命活动。

　　一九五三年春天，反革命分子曾卓终於“窥测”出“方向”来了，他利用市文联某些干部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缺点和错误，和对党的不满情绪，就趁机挑拨离间，煽动欺骗，大肆进行阴谋活动。首先他对工人文艺运动的方针，采取进攻和诋毁，他约这些不满分子去个别谈话，支持了他们的错误，然后盗用“长江日报”和市文联名义，在三月间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他为了通过这次座谈会的讨论，“突破一些缺口”，便有意识地提出了一个破坏党的统一领导和制造思想混乱的讨论提纲，提出什么“目前存在混乱现象”呀，“工厂文艺活动、文娱活动和宣传鼓动有无区别”呀，“文艺特质”呀，“今后应如何组织领导工厂文艺活动”呀，“今后工厂文艺运动中，主要是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呀等等，在讨论会上他自己默不作声，却利用别人开炮，结果造成了文联和工会之间的不团结和严重的思想混乱局面。

　　曾卓在向武汉市党的文艺领导打了这一“闷棍”以后接着就在五月他将来文联工作的时候，以武汉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的名义（他那时还不是文联副主席），给文联干部作了一次有关工人文艺运动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歪曲事实的说，武汉市的具体文艺方针不明确，市委对文艺工作缺乏具体领导；说过去领导只重视业余创作，不重视专业创作，把专业和业余分开，也就把专业与群众分开。他强调“提高”，反对“普及”，把群众创作一概说成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抹杀群众创作的成绩，他提出当前创作中的根本问题，是缺乏“文艺特质”，抛开作品的思想内容不淡，而且把工厂的文艺活动与宣传鼓动分开。现在看来其精神实质，就是胡风的反社会主义纲领，他从组织文联干部讨论他的报告中，进一步掌握了群众，如有的干部听了他的报告说：曾卓的报告使自己过去的意见找到了“理论”根据，使自己过去感到的“问题”“系统化、理论化”了。随后，他又授意文联的干部根据他的“报告”内容和所谓“群众”意见，整理成发言提纲，经过他“审查批准”，然后又拿到第二次座谈会上去向党进行“猛烈的射击”。会议在他的操纵下使这种意见占了上风，这一来就给曾卓在武汉市“开辟工作”初步打下了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不久，他就正式窃取了市文联副主席的职务，“把大旗抓在手里”了。

　　曾卓在窃取了武汉市文联的实际领导权以后，为了“加强实力”以巩固自己的“据点”，曾进行了一系列的反革命的组织活动，他千方百计的破坏文联的集体领导原则，把文联变成他个人统治的独立王国。如从曾卓来文联工作的一年半当中，他从来没有召开过一次文联的常委会或执委会，剥夺了文联常、执委的领导权，尤其蛮横的是他给自己规定一种至高无上的个人决定权，而使文联其他领导人根本无法插手。今年检查“工人文艺”刊物后，编辑部主任提出了成立编委会的方案，他拒不采纳，说是形式主义，不起作用。显而易见的，这是他害怕这种集体领导制妨碍他的反革命活动。此外，他阴谋使文联完全脱离党的领导和监督，一年半以来，文联没有向市委作过一次书面工作报告，市委对女联工作有什么指示，他也不向下传达贯彻。市第三次文代会后，文联工作同志曾向他多次提出要向党委请示汇报工作，他却一再支吾，避不作答。这一切事实说明，曾卓在文联是用尽各种办法，以实现其个人“领导”的野心。

　　曾卓忠实地贯彻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争取人”、“联络人”、“把群众基础弄好”的反革命组织路线。他不仅把一些有毛病的人列为他欺骗利用的对象，而且也用心险恶地欺骗利用某些年轻幼稚但有着进步要求的青年，使不少人上了他的圈套。

　　他利用了某些青年人的好高骛远，成名成家，自高自大，喜欢奉承的思想，费尽心机地百般迎合他们。对这些青年人的错误思想，组织上是经常对他们提出批评和帮助的。但曾卓所采取的是相反的一种卑劣手段，如当某些青年人不愿搞编辑或作辅导工作，想搞创作当作家时，他就说，市委只重视业余创作，不重视专业创作，表示同情和支持，使他们不满组织，靠拢曾卓。当某些干部对文化局的领导表示错误的不满情绪时，他就说：“我也一样有意见呀！”或者奉承这个人很有才华，那个人的最大优点是真诚。对搞创作的人说，你写出东西来我给你拿到报纸上发表，好扩大你在群聚中的影响。对亲近他的人说，我要提拔你当编辑部副主任，任意加官封爵等等，使这些人觉得只有曾卓了解自己，关心自己，重视自己，认为他简直是到处难找的“好领导”。

　　曾卓还利用青年人在政治上要求进步，业务上要求提高，就表示“关心”一番，以骗取对他的好感和信任。如文联创作组某同志早就提出了入党申请书。但组织上认为他仍有严重缺点需要克服，因而不能很快解决。曾卓就在这个同志将要下工地去体验生活，找他个别谈话时说：“你下去好好干吧，你的入党申请书和材料都在我这里，回来后就解决你的组织问题。”使这个干部真是“受宠若惊”，反而对组织有意见。但对曾卓则感激不尽。其实，这个同志的入党材料，他根本就没有见过。曾卓更在干部中散布这样的论调：“工作积极就是政治上进步”。他这简直是给那些来历不明的人寻找打入党（团）内的藉口，他的话也确实起了作用，不少历史复杂的人，非常接近他，有的甚至递了入党申请书。

　　曾卓不仅在文联内部“争取人”“联络人”，而且早在一九五三年就把在武汉的宣扬胡风思想的一些坏分子拉进了文联的文学顾问会当“顾问”，一九五四年底武汉市第三次文代会时，他更进一步使这些人窃取了市文联的重要工作职务。

　　曾卓就是采取这么一些卑鄙、无耻、狠毒、狡猾的手段在武汉市文联建立了他们的反革命“据点”，发展了党羽，培植了亲信，迷惑欺骗了干部，加强了“实力”，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

## 曾卓是怎样策应胡风进攻和掩护胡风退却的

　　一九五四年的后期，胡风向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发动了大举进攻，从这时起，曾卓便在胡风的指挥下，从武汉不断地出动“援兵”，积极配合胡风的总攻势。

　　去年十一月初，胡风“被乐观估计所蔽”，便写信告诉曾卓说：“缺口已经打开了，你要准备力量。”曾卓接此指示后，就勿忙筹备召开武汉市第三次文代大会的工作，他企图利用这次大会的机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进军”鸣锣开道。年底，文代会开幕了。曾卓就在他的“报告”中狂呼大吼地宣扬胡风的反社会主义纲领。说什么文学艺术作品不是政治任务的宣传工具；说什么文艺结合生产、结合中心任务就助长了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说什么分散在各个岗位上的文艺工作者可以以自己服务的工作部门的工作和生产作为创作内容……。看，这不是曾卓向文艺战线投过来支援胡风进攻的“集束手榴弹”吗？

　　曾卓为了将武汉市布成一个“遍山旗帜”的反革命阵地，以便协同胡风全面开展攻势，十二月间，他就委托他在文联的两个亲信干部，按照他所指示的内容，化名“章丽”写了一篇大肆宣扬胡风反动文艺思想的论文，并利用职权发表在一九五五年元月号“工人文艺”月刊上。在“论文”里，他们大肆叫嚷“创造典型的艺术形象，这就是创作中最根本的问题”呀；恶毒地责骂“工人作者不能从很多平凡的事情中，去发现他的社会意义”呀；狂妄地攻击“有些作者只着眼於主题和题材的社会意义”呀；极力地反对工人作者“关心现在来了什么中心任务”等等。最后他们说以上就是“工人文艺创作方面的主要问题”。看，这不正是曾卓朝革命文艺战线射来援助胡风的另一支“毒箭”吗？

　　胡风在去年全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和在他那三十万字的小册子中诬蔑和谩骂文艺界的领导是宗派主义，曾卓就像应声虫一样给他的知心人说文艺领导是宗派主义；胡风在会上的发言说自己太激动了，曾卓就说胡风为什么那样激动呢？是因为压抑了很久的缘故。看，曾卓和胡风一唱一和，不正是曾卓策应胡风向党进攻的铁证吗？

　　胡风在他递交中央的“建议”中大叫取消“国家刊物”或“领导刊物”或“机关刊物”以便夺取党的文艺阵地。而曾卓就遵照他主子的意旨，今年二月就在文联音乐部进行取消“长江歌声”的阴谋活动，他利用某些干部想搞创作和不安心於编辑工作的心情，便向他们提出：“我早就想把‘长江歌声’这个刊物推出去，这样，你们就有时间下厂搞创作了，也有时间搞活动了。”这样一来，就在干部中引起了剧烈的波动，给工作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此外，他老早就主张过取消“工人文艺”月刊与“长江日报”合并的措施，由於市委未批准，这个阴谋便破产了。

　　胡风在他的“建议”中喊出“任何刊物不得组织固定的‘通讯员’”，而曾卓即以实际行动积极响应，今年元月他趁着“工人文艺”编辑部检查刊物的机会，就策动他的亲信提出要取消工人文艺通讯员和工人文艺小组。当时编辑部主任提出反对意见，他便纵使他的亲信人给予打击，并以“机械论、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帽子加在他的头上。最后，曾卓虽然没敢决定取消工人文艺通讯员的组织，但他却用文联“副主席”的身份对取消工人文艺小组武断的作了结论。

　　刊物的通讯员和文艺小组组员，是几年来党在工人群众中所培植起来的一批文艺新生力量，曾卓之所以敌视他们，要取消他们，这一罪恶阴谋是显而易见的。

　　今年元月四号曾卓以校对“防汛画册”为名，匆匆奔往沪、杭去了，但他回来却对他的心腹人说：“可笑得很，我这次到上海去，连校稿都未带，印刷厂也不知道在那里，其实‘画册’早已付印了。”如此说来，曾卓此行究竟干了些什么呢？关於这，他在春节的晚上请文联的“光身汉”干部吃酒时，却有意无意地泄露了一点秘密，他说：“我这次到杭州去，想把冀汸搞到武汉市文联来。”后来他也亲笔供认：到上海、杭州后，曾多次找过冀汸等胡风分子，商谈过关於胡风问题。并告诉他们：“党对胡风不公平”、“是原则，就坚持”……而且招认：“他们也都同意我的意见。”看，问题的真相大白了，原来曾卓这次外出“公干”，是为了替胡风进行反革命的组织联络工作的。

　　当胡风的猖狂进攻遭到失败以后，曾卓就在武汉“收兵”，并积极掩护胡风“退却”，以便潜伏下来，伺机再起。

　　胡风向中央呈递了假降书——“我的自我批判”之后，就通过绿原函示曾卓，信中说：“古公（即胡风的代号——笔者）并嘱我转告你‘如见到那份自我批判，请通过自己的党性和劳动感受来理解！’”曾卓接信后，就在文联干部中假惺惺地表白过他的态度，他说：我对胡风的问题进行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我愿意在这个‘斗争’中考验自己的‘党性’“即胡风集团的党性——笔者）。”看，曾卓是多么忠实於他们的反革命事业。

　　在这个期间，曾卓是本着胡风所指示的“用冷静的沉着的心情看待已经发生的和就要发生的事情”的，为了多方面的搜集情报，用以研究应付当前的斗争局势，他便到处探听消息。今年二月中国作协武汉分会召开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之后，他就向与会的文联干部打听：“会上谁发了言？讲了些什么？提到我没有？……”。他为了全面掌握斗争情况，平时经常向各部干部了解文、音、美、剧各方面批判胡风的动态。他为了掌握党内和文艺界领导层的斗争计划，就暗中把他的亲信派到学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文学中心组去当坐探。他搜集了武汉的情报之后，就随时向他的主子汇报，有一次，黑丁同志在文艺界领导同志中传达了中央批判胡风的问题，他就马上写信告诉绿原转报胡风。

　　曾卓终究是做贼心虚的，有一次他的亲信向他汇报文联某干部说他是胡风八大弟子之一时，他脸色骤变，不久他不惜假藉中央的名义，对这个干部声色俱厉的说：“这样说不好，这是不合乎中央的精神的。”

　　胡风告戒他的集团分子们：“不要草率行事，参加讨论”、“不要写文章或者发表不成熟的意见”。曾卓就忠实的遵守了这些指示。在开展对胡风斗争的初期，武汉文艺界曾举行了多次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研究会、座谈会和讨论会。而曾卓总是藉故推辞，极少参加；即使偶而到会，也是装聋作哑，默不做声，在这个时期，文艺界的领导同志曾三番五次的叫他写批判文章，各报刊也经常向他索稿，他对此不是严词拒绝，就是藉故推延。过去我们老是猜测，曾卓为什么不愿参加斗争也不肯写批判文章呢？现在才一目了然了。

　　对胡风的斗争全面开展了。这时，曾卓为了争取“千万不要被动”，以便掩护胡风“退却”，就强打精神参加了今年二月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召开的批判胡风的座谈会，在会上他破例地大发言论。开头讲了几句胡风怎么不对的话，接着就强调说：“我认为胡风的主要错误是分不清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与无产阶级革命性的区别，是个人英雄主义发展到极端的表现”。看，曾卓的发言和胡风的假检讨简直是同出一炉，他们一唱一和地企图遮人耳目，掩护过关。

　　与此同时，曾卓就遵照他主子指示的，“不得已时，也可就一般问题，写点短文”、“批评一下胡某”的精神，在今年三月间写了篇题为“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谈起”的假批判，发表在“长江日报”上，他企图藉此来表达自己的。鲜明的批判态度”，并遮盖胡风的反革命面貌。

　　随后，曾卓为了从多方面掩护胡风的“退却”，他想“换个署名不会有人知道”，就易名方宁在今年五月号“工人文艺”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对胡风的假批判，他企图通过这个“戏法”来为胡风开辟潜逃之路。文章开笔就写道：“胡风从事文艺工作很早，主要是写文艺理论”、“他参加过反帝反封建的进步的革命文艺运动”。他把胡风打扮得多么“进步”。文章发表后，编辑部有人向他提出意见说，不应该这样提，他又一次不惜假藉中央的名义说：“这是中央的提法！”为自己开脱。他又在文章中把胡风颂扬了一顿以后，就像胡风写的假检讨一样，搜罗了在各报刊上已经发表的批判胡风的文章的某些词句，轻描淡写地“批判”了胡风的五个理论问题，企图掩人耳目，蒙混过关。

　　曾卓虽然费尽了心机，在胡风的指挥下，用尽了种种办法掩护退却。但正如“人民日报”编者按所说：“我们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曾卓在这种无可挽回的败局下，他曾向他在文联的一个心腹透露过这种恐惧的心情，他说：“恐怕胡风的问题一揭开，我是逃不脱的。”这一点曾卓倒的确有“先见之明”，他虽然“为了事业”，“且战且走”，并企图“在忍受中求得重生”，但他的归宿不是“重生”，只能是沿着败退的血路逃上绝境。是的，他没有逃脱，他也是“逃不脱的”。

　　来源：《长江日报》1955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