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适反动思想在政治上的表现

　　<李达>

## 一  “五四”以前的政治面貌

　　现在我们来谈谈胡适的反动思想在政治上的表现。胡适的政治思想的表现，大概可以分为“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的两个阶段来说明。“五四”以后的阶段又可划分为“努力”周报时期、“新月”月刊时期和“独立评论”及其以后的时期。

　　胡适自己说，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是爱谈政治的，但自从选定了哲学做他的专业、文学做他的娱乐以后，暂时不谈政治了。他说：

　　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当我在大学时，政治经济的功课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时间。当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六年，我一面为中国的民主辩护，一面注意世界的政治。我那时是世界学生会的会员，国际政策会的会员，联校非兵会的干事。一九一五年，我为了讨论中日交涉的问题，几乎成为众矢之的。一九一六年，我的国际非攻论文曾得最高奖金。但我那时已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寻着我的终身事业了，同时又被一班讨论文学问题的好朋友逼上文学革命的道路了。从此以往，哲学史成了我的职业，文学做了我的娱乐。①

　　胡适在美国留学的时候究竟怎样为中国民主作了辩护呢？据说胡适那时对於辛亥革命是持反对态度的。当时留美学生中谈到辛亥革命时，他总是用英语说；“我赞成渐进，不赞成革命。”②胡适的反革命思想原来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其次，胡适在一九一五年“讨论中日交涉问题”为什么成为“众矢之的”呢？原来当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准备接受日本所提出的二十一条之时，他看到“留美学生都赞成即与日本开战”，就“写了一封公开的信给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劝告处之以温和，持之以冷静”，就是“被斥为卖国贼”，也置之不顾。在袁世凯签字的次日，他在自己札记中这样写着：“吾国此项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亦能刚，此为历来外交史所未见。”袁世凯死后，他还深为惋惜，说：“袁氏当是时，内揽大权，外得列强之赞助，傥彼果能利用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以致吾国於治安之域，则生荣死哀，固意中事耳。”③这样看来，胡适在美国留学时代，既反对辛亥革命，又赞成袁世凯做皇帝，甚至赞成袁世凯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宁可不避“卖国贼”的恶名。照这样，他的反革命的政治思想在这时已经表现出来了。但是当他在一九一七年归国以后却宣称不谈政治而谈哲学和文艺了。他说：

　　一九一七年七月我回国时，船到横滨，便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④

　　胡适的话是确实的。他从归国到“五四”以前，为了“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是曾经“写过八九十万字的文章”的。他在思想方面努力宣传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他除了自己做宣传以外，还特别邀请了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到中国来大做宣传。据胡适说，杜威在中国讲演实用主义达两年零两月，讲演的地区为辽宁、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十一省，他的五种长期讲演录发行在十版以上。杜威的讲演都是胡适自己做翻译的。这叫做师徒合演双簧。他说，杜威在中国讲学的影响很大，“我们还可以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又说：“杜威先生真爱中国，真爱中国人；他这两年之中，对我们中国人，他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对於国外，他还替我们做了两年的译人与辩护士。”。杜威先生虽去，他的影响仍旧永永存在，将来还要开更灿烂的花，结更丰盛的果。”⑤这是胡适在实用主义思想上替中国政治建筑革新基础的一方面。至於实用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毒素确是有的，这是我们今天还在批判实用主义的原因。

　　其次，胡适在文艺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他提倡文学改良，提倡白话文，是曾经写过一些东西的。特别是宣传易卜生的个人主义思想，大卖了力气（曾为“新青年”杂志编出了易卜生专号）。他率直地承认了易卜生的个人主义代表了他自己的宗教和人生观。这是胡适在个人主义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革新基础的一方面。

　　由此可见，胡适在归国以后，“五四”以前，虽然没有谈过政治，却抱着很大的政治野心，要用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文学来建立中国政治的革新基础，这比较他谈政治的影响还要深刻，还要恶毒。但就另一方面来说，这个时期的胡适还属於新文化运动的右翼，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参加过反对旧文化的运动，在表面上是伪装着进步的。但历史的车轮在继续前进时，胡适就撕去了进步的伪装，率直地把他旧有的反革命的政治面貌揭开了。

## 二  由“五四”到“努力”时期的反动面貌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庆祝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介绍了苏维埃俄罗斯的真相。马克思主义派在当时已经取得了文化运动的领导地位，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在马克思主义派的领导之下爆发起来的。这一伟大的运动，胡适当时并没有参加。他在“五四”以前，回到安徽原籍办理他母亲的丧事，事后他又到上海住着，等候迎接他的杜威老师来中国宣传实用主义。所以胡适不但没有参加“五四”运动，他骨子里毋宁是不赞成这个运动的，所以他回到北京以后，很担心“教育一定要瓦解”，劝告学生复课。当中国无产阶级大众在“六三”运动中登上政治斗争舞台时，当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刊物不断涌现时，胡适气急败坏了。他说：“国内‘新’分子开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於是发愤要想谈政治。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里提出我的政论的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⑥他在一九一九年七月写的这篇什么导言中，破口大骂那些“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的人”是“懒”，是“阿猫阿狗”，是“新典主义的奴隶”。但他自己却大谈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却不算是“懒”，不算是“阿猫阿狗”，不算是“新典主义的奴隶”。他说：“我谈政治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实验主义自然也是一种主义。……实验主义注重在具体的事实与问题，故不承认根本解决。他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实验——才是真进化。”⑦胡适的话说得很明白，他谈政治是高谈社会主义的人把他激起来的，他谈政治是实行他的实用主义。他为忠实於实用主义起见，不能不反对马克思主义而拥护资本主义，主张那实行一点一滴改良的“淑世”主义。因此，他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反对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就我们人民说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就胡适说来，是他的反革命历史的新篇。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它一经宣告成立，就立即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从这个时候起，“新青年”杂志变成了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苏俄实况的刊物，“向导”周报则是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的机关刊物。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越来越多地集合於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革命的潮流高涨起来了。在这个时候，不避反革命之名的胡适更加气急败坏了，又要谈政治了。他说：“我等了两年零八个月，中国的舆论界仍然使我大失望。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谈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斗争’和‘赢余价值’。”“……实在忍不住了。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把我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⑨胡适所说的“新舆论界”主要地是指“向导”周报和当时的“新青年”杂志说的。胡适在这时候谈政治，主要地是反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胡适偏要拥护它们。他在一九二二年五月创办“努力”周报的目的和动机，正是如此。

　　胡适在“努力”第二期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宣传“好政府”主义。他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了三个基本要求，即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和一个“有计划的政治”。他还提出了一些具体主张，如要求军阀政府和平地实现南北统一，要求召集旧国会制定宪法之类。这是胡适宣传“好政府”主义拥护封建势力的一幕。其后胡适看到要求和平统一的计划不能实现时，又主张北洋军阀政府允许各省军阀实行联省自治。他还向军阀政府建议，提出了政治和财政几条平庸的计划。他自己还说：“一个平庸的计划胜於没计划。”胡适这样热心拥护封建势力，大概也是为了实行他的实用主义，向封建势力作“淑世”运动的。但结果只落得“向盗贼上条陈”，“实用”是没有的。

　　胡适办“努力”周报的第二个目的是拥护帝国主义。他发表了“国际的中国”一篇文章，反对中国共产党所发表的一篇宣言。他说那篇宣言中所说的国际帝国主义支持各派军阀打内战，“很像是乡下人谈海外奇闻”。他说他自己确实知道英、美、日各国并没有这一类事，将别是美国决不会和日本携手共同利用军阀政府。他说：“我们要知道：外国投资者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於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他认为从前外国人所以捧袁世凯皇帝，“大部分是资本主义者希望和平与治安的表示”。他认为美国所发起的新银行团是为了抵制日本单独借款给中国，对中国并无恶意。“况且投资者的心理，大多数是希望投资所在之国享有安宁与统一。”“所以我们现在尽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噩梦”。因此，他把中国共产党所说的国际帝国主义者操纵中国金融财政、把持海关、驻屯军队、行使领事裁判权、独占中国市场、支持各派军阀等等侵略行动，都认为是“和国内政治问题有密切关系的。在政治混乱的时候，全国陷入无政府的时候，或者政权操在武人奸人手里的时候，人民只觉得租界与东交民巷是福地，外币是金不换的货币，总税务司是神人，海关邮政权在外人手里是中国的幸事，……所以我们很恳切奉劝我们的朋友们……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胡适这样为帝国主义特别是为美帝国主义辩护，十足地表现他是一个文化买办。胡适为美国做代言人的效果，比较美国花若干美元在中国做特务工作的效果还要大得多。总之，胡适在“努力”周报上所发表的“政论”，其主要目的，是反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人民革命。他不但拥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且主张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合作，共同压迫中国人民。这完全是买办资产阶级意识的表现。

　　胡适曾经见过溥仪，尊称溥仪为皇上，克尽臣子之礼，事后金梁上溥仪的奏摺中说：“胡适觐见皇上，大受皇上所感化。”可见胡适对於封建残余是很拥戴的。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群众反帝国主义的情绪非常高涨，中国共产党召开中央会议，通过了进一步反帝国主义的策略，号召全国人民起来举行罢工罢市罢课，并组织了一个行动委员会来领导反帝的三罢运动。六月十一日，上海工商学各界二十多万人举行群众大会，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十七条交涉条件。这些条件包括撤退外国在华海陆军，取消领事裁判权，华人在租界有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工人有罢工自由、组织工会权利等等。但英日等帝国主义者对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一面以“司法调查”和“关税会议”相利诱，一面又通过胡适和戴季陶来和它们进行“友谊协商”。胡适等和帝国主义者进行“友谊协商”的同时，买办虞洽卿乘机修改十七条，并决定单独停止商人罢市，和克扣各地募交工人的救济费，压迫工人复工。因此当时工商学的反帝统一战线便被破坏了，这是和胡适的“友谊协商”大有关系的。胡适破坏这个反帝统一战线以后，还发表了“爱国运动与求学”的文章，劝学生不要“打倒英日强盗”，说“救国事业须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预备在於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他又重复了易卜生的话说：“真正的个人主义在於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个东西”，喊出了“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的臭调。

## 三  “新月”时期的反动面貌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独自领导着中国人民革命，进行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在白区方面，蒋介石匪帮统治着广大地区，白区的党转入了地下，表面上呈现了革命的低潮。这时候，胡适认为蒋介石匪帮的政权稳如泰山，很想卖身投靠，因此又纠集了一班人，於一九三○年创办了“新月”月刊。“新月”月刊表面上是谈文学，实际上是反共反人民，拥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企图因此引起蒋匪帮的重视。他对於当时的革命低潮幸灾乐祸而又慨叹地说，他早就在一九一九年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警告”，“於今隔了十几年，当日和我讨论的朋友，一个已被杀死了，一个也颓唐了。但这些话字字句句都还可以应用到今日思想界的现状。十几年前我所预料的种种危险……一一都显现在眼前了。”他於是约集了“新月”的朋友们讨论“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他的朋友们推定他提出一个概括的引论。这“引论”就是他在“新月”上发表的“我们走那条路”的政治论文。胡适在这篇论文中，首先说明要自觉的探路，不能左也不能右。孙中山和共产党的路，他认为都是不能走的。他要充分用自己的知识，“客观地观察中国今日实际的需要，决定我们的目标。”他把这个目标分为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种：消极的目标是铲除“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鬼”，积极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他认为这“五鬼”即“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只有几个小富人，那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他於是找了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所调查的资料，证实了中国确有“五鬼”存在，因而承认这“五鬼”是革命的对象，就进而说明铲除“五鬼”的方法。他就“进化”、“演进”、”革命”这个概念作了一番烦琐的混乱的分析以后，认为“打破这五大敌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到不断的改革之全功。不断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们的目的地到达之时”。他认为这样的路子也许是“最快捷的路子，也许人家需要几百年逐渐演进的改革，我们能在几十年中完全实现”。胡适这一段反革命的梦话，他自己还夸称对社会国家负了“重大责任”，“兢兢业业的去思想”过的哩。

　　胡适那些反革命的梦话，是博得了蒋介石匪帮的重视的。胡适还前进一步，像煞有介事地批评过蒋匪帮政府，如说蒋政府“不肯建立监察制度，不肯施行考试制度，不肯实行预算审计制度”，并主张制定约法宪法，实行“专家政治”之类，都是略带批评而类似上条陈的东西。不久，蒋胡之间默契成立，“新月”停办了，胡适除了荣任美国退还庚款所组成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董事外，又荣任了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中英庚款委员会委员了。胡适加入蒋介石买办集团了。

## 四  “独立评论”时期的反动面貌

　　胡适加入蒋介石买办集团以后，为了效忠於他所属的集团起见，就纠合了蒋廷黻、丁文江等一些反动分子，在一九三二年五月（“九一八”以后八个月）办起“独立评论”来了。这个“独立评论”办了四年多，出了二百多期，发表了一千多篇文章。它的宗旨，据胡适说，“在这最严重的时期，我们只能用笔墨报国，这本来是很无聊的事”。办“独立评论”虽说是“很无聊的事”，却也有几点值得提倡：（一）“独立的精神”：发挥特立独行之士的精神，虚心，公道，尊重事实，排斥“时髦的引诱”（即排斥反帝反封建的主义或成见）。（二）“反省的态度”：“我们今日所受的痛苦和耻辱，都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必须自己认错了，然后肯死心塌地的去努力学上进。”（三）“工作的人生观”：“趁现在中国还是我们的，我们正应该起日暮途穷之感。虽然我们觉悟已经太晚了，也许神明之胄，天不绝人，靠我们今日的努力能造下复兴的基础。说到极点，即使中国暂时亡了，我们也要留下一点工作的成绩，收世界上知道我们还不是绝对下等的民族。”（胡适：“独立评论一周年”）照胡适所说的看来，“独立评论”的宗旨是他和他的同道准备在国家将亡的时候，用笔墨搞些“无聊的事”作为工作成绩，以便在亡国以后不被世人看做是“绝对下等的民族”。但他们虽然在作亡国的哀鸣，却仍念念不忘反苏反共反人民。例如反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反对苏联的报道以及把人民比作“五鬼”化身的文章，都属於这一类。其次是拥护蒋介石买办集团，例如那些谈到外交内政和文化的文章，都是向那个集团上条陈的东西，并且还贯彻着反共的精神。胡适在这个时期的政论，主要地坚持了他的亡国路线。他在“对日外交方针”中主张蒋政府依据日本在国联提出的五项原则进行交涉，主张解除东三省军备，在关内的东三省军队应该逐渐编遣，日本人可在东三省租借土地，“中日两国缔结新条约，不但应该解决积年久悬的争端，并且应该远瞩将来，确立远东两大民族共存共荣的基础。”他在“九一八”周年写的“惨痛的回忆与反省”中，又把祖宗责备一番，说“我们的老祖宗造孽太深了，祸延到我们的今日”，自己如不长进，如不铲除病根，什么都说不上，因此，他希望国民党造出一个重心来。当国联调查团李顿报告书发表主张国际共管满洲时，他赞美那个调查团的“审慎的考查，公平的判断，为国际谋和平的热心”，“值得感谢和敬礼”，因而他认为这是“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这是他那篇文章的题目）。后来“满洲国”成立了，他在那篇“全国震惊以后”的文章中说：“我们今天最大的教训，是要认清我们的地位，要学到‘能弱’，要承认我们今日不中用，要打倒虚骄夸大的狂妄心理，要养成虚怀愿学的雅量，要准备使这个民族低头苦志做三十年的小学生。”他又写了“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的文章，主张对“满洲国”采取“不承认主义”，且等五十年再说，“在一个国家千万年的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得什么。”阿Q临刑时说过，再等十八年就是好汉，胡适的说法和阿Q完全一样。他始终不承认美国夥同各国宰割中国的说法，他反对那种说“国际帝国主义用政治外交方法解决满洲由日本独占或由国际共管”的说法，认为这是“杜撰”和“无识”。他赞成蒋廷黻的说法：“华府会议以后，在华只图通商的国家，切望中国的自强更加热烈，有时比中国人过而不及。”

　　往后日本提出了所谓“广田三原则”之时，胡适就写了一篇“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一文，由不承认“满洲国”变为承认“满洲国”，而只主张“保全华北”了。当“何梅协定”缔结以后，何应钦把一些军政机关静悄悄地从北京撤退了。胡适看到这种情况，就写了“沉默的忍受”一篇妙文说：“在这沉默的忍受的苦痛之中，一个新的国家已渐渐形成了。能在这种空气里支持一种沉默，一种镇静，一种秩序，这是力量的开端。……这是国难的训练，这是强邻的恩赐，……多难兴邦的老话是不欺人的历史事实，我们不必悲观。”这真是亡国奴才的梦话。“何梅协定”是蒋介石匪帮答应从华北撤退而把华北让给日本的一种密约，它所以静悄悄地撤退军政机关，完全是害怕人民群众起来反对。这完全是蒋匪帮卖国的勾当，而胡适却认为“民族国家已渐渐形成”，“我们不必悲观”，这完全是欺骗人民的卖国者的口气。

　　胡适对於日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始终是主张逆来顺受的，始终反对反抗。他在“我的意见不过如此”中说：“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据说胡适在“七七”事变前夕，曾加入南京的低调俱乐部反对抗日战争，这是可信的。）他认为“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不能随便开口主战。他的个人主义是主张要对“大我”的无穷过去和无穷未来负责的，所以当着亡国的时候，只有自怨自艾，努力工作，做一个有成绩的亡国奴。当时上海几个报纸曾登载了反对他的新闻，还有一批女国民通电声讨他，说他是“异族胡适”，是张邦昌，是李克用，这声讨是完全正确的。

　　胡适这类亡国主义的主张，大概是受了秦桧的影响了。胡适在一九二四年十月三十日，曾经写了“南宋初年的军费”一文，登载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四期，大意是说秦桧当年主和是由於军费困难，迫不得已。他说：“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於今日，真是寃枉。”他的亡国路线的论调，很像他所伸冤的那个秦桧的主张。后来吕思勉等为蒋介石亲日外交辩护，说秦桧是忠臣，岳飞是军阀，又受了胡适那篇文章的影响。

　　胡适不但自己甘愿作亡国奴，还劝青年学生做亡国奴。当“一二·九”学生救国运动发生后，他发表了“为学生运动进一言”和“再论学生运动”的文章，劝导学生不要受人所煽动，赶快复课，努力读书，只能做合法的运动。他说：“在这个大难里，一切耸听的口号标语固然都是空虚无补，就是在适当时机的一声抗议至多也不过临时补漏救弊而已。青年学生的基本责任到底还在平时发展自己的知识与能力，社会的进步是一点一滴的进步，国家的力量也靠这个那个人的力量。”当蒋介石匪帮出卖华北并让日本策动宋哲元搞华北自治的时候，胡适劝学生只可抗议一声，读书还是要紧。“救国先从救出你自己下手！”这是胡适亡国主义的说教。

　　胡适在“九一八”以后的时期，除了宣传他的亡国路线以外，还念念不忘反共反人民，他的其他许多政论文章，如关於“建国”、“建设”、“无为政治”等类，一面为蒋匪帮献策，一面贯彻着反共的精神。在这个期间，他还曾漫游各地，为军阀们作讲演，落得名利双收。他在一九三三年曾到长沙为刽子手何键讲学，何键曾送了他五千银元的程仪。事后上海宇林西报发表了胡适的谈话，赞成何键毒杀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的行为。他说：“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当时鲁迅先生对胡适的无耻和反动，作了四首七言诗来斥责他。这里摘录其中的第一首和第四首如下：

　　（一）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

　　（四）能言鹦鹉毒於蛇，滴水微功漫自夸，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赠未为奢。⑨

　　胡适在“独立评论”时期的反共拥蒋，是曾收到一些“实用”的，这“实用”就是胡适和几个反共分子做了蒋记的大官僚。

## 五  “做了过河卒子”以后的反动面貌

　　抗日战争爆发，完全出乎胡适的意料之外，他为了对“大我”的无穷过去和无穷未来负责，“救国先从救出你自己下手”，於是便乘机活动做蒋介石卖国集团的驻美大使，到美国考“水经注”去了。他卸任回国以后，大叫“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拚命向前”了。他荣任了北京大学校长，大讲其“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糊涂哲学，大意是要学生不要轻信共产党的主张，要“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证据而后信”，善是不容易明白的，理是不容易觉察的。胡适虽大讲其糊涂哲学，而学生却一点也不糊涂，他们反而要替胡适大招其魂哩。

　　胡适被蒋介石委任为伪国民大会代表，并被指定为伪国民大会的主席。他亲自把蒋匪伪宪法授与蒋匪说：“这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这实在太无耻了。当时蒋匪曾经说出当选总统的条件，恰恰是指胡适说的。胡适受宠若惊，惶恐不安。当时北大学生曾绘了一幅图画，画出胡适跪在蒋匪跟前说“小子不敢”。这可见当时的青年学生对胡适不但全无信仰，而且是十分鄙视的。

　　当美国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的事件发生时，全国人民大为愤怒，一致主张声讨美帝兽军的暴行，胡适偏要为兽军的暴行卸罪，把这事件曲解为“纯法律事件”，以致大受群众愤怒的叱责。

　　当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条件投降以后，美帝国主义者为了反苏反共，就着手武装日本，作为进攻苏联的基地，并准备压迫中国的革命势力。当时中国人民曾发起了反对美国扶助日本的运动。美帝驻中国的大使司徒雷登曾为此事发表了欺骗性的演说，说美国没有扶助日本的意思，并指斥了反对美国扶助日本的主张。胡适跟着做应声虫，说“我和司徒大使的意见完全一样”。他也用同样口气指责中国人为“过虑”，为“神经过敏”。他说：“我很相信，美国不致胡涂到听日本恢复武装和侵略力量”。胡适简直和司徒雷登一样为美帝国主义者作辩护人。

　　一九四八年，蒋介石卖国集团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已经危在旦夕，胡适为忠实他的主子起见，背着反苏反共的十字架，到处宣传反苏反共，大讲其“自由主义”（在汉口讲过一次，在武汉大学讲过一次）。他对他的朋友说：“在苏联，只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既有面包，又有自由；中国共产党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他讲自由主义时，还引经据典，证明他的自由主义是“国粹”，不是“舶来品”，还抬出了老子、孔子、王充以及顾亭林历代名人，说他们都是老牌的自由主义者。他不但以中国自由主义的领袖自居，更彷佛承受了中国自由主义的“正宗”。但可悲的是：这些调子却像旷野里一只发了霉的爆竹，既没有甚么特别，也没有回响，随即就在自拉自唱，自吹自擂中消逝在广漠无际的空虚里。⑩

　　胡适在逃跑以前，在北大还演过一幕丑剧，他放任特务训导长陈雪屏夥同匪徒们镇压革命的学生，他自己还说些不即不离的话，装出笑面虎的态度。后来他逃到南京以后，还假惺惺地说：我丢了几千学生呀！这真是滑稽之至，学生们难道跟他到美国去做“白华”吗？

　　胡适的反革命始终是一贯的。他在美国留学时就已经把自己造就为美国文化买办。他反对辛亥革命，赞成袁世凯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赞成袁世凯做皇帝。在一九一七年归国以后，“五四”以前，他虽宣称不谈政治，却宣传反动的实用主义和维多利亚时代陈腐的个人主义，企图为中国政治建立革新基础，做的仍然是反革命的勾当。“五四”以后，他就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国人民，拥护封建势力，拥护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加入蒋介石卖国集团，宣传亡国主义。他以反革命始，以反革命终，真不愧是一名美国文化买办了。

　　①、④  胡适；“我的歧路”。

　　②、③  转引曾文经：“五四运动前后胡适的政治面目”。

　　⑤  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

　　⑥、⑦、⑧  胡适：“我的歧路”。

　　⑨、⑩  转引“人物杂志三年选集”。

　　（编者按：本文转载时，曾经作者略加修改）

　　来源：《长江文艺》1955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