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揭露胡风集团在武汉的另一个骨干分子——王采 　　<俞林> 　　一九三三年入党、一九三五年脱党，又在一九四八年混进党里来，但终於被清洗出党的王采，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在武汉的另一个骨干分子（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曾卓已被揭露）。和其他胡风分子一样，王采是极端仇视党，仇视革命事业的，我这里只就初步揭发的材料整理如下： ## 一、解放前在武汉的反动活动 　　王采是在一九四四年为胡风所赏识的，自从那时起，王采就一直卖身投靠在胡风反革命旗帜下面从事各种反动活动，一九四六年，王采由重庆回到武汉，他和胡风集团的其他分子一样，一面宣扬着胡风的反动思想，一面恶毒地诋毁党的文艺政策，谩骂进步文艺界，下面是他在一九四七年五日十三日写给胡风的一封信： 　　“……近来，文坛上发生了许多事情真使人哭笑不得，居然有人公开把‘民族形式’变成‘复古运动’，把‘通俗文艺运动’弄成‘庸俗文艺运动’，把‘旧形式’决定‘新内容’，把‘普及’变成‘对落后性的投降’，花样好多呵！其实他们另有一个目的，就是想推翻‘新写实主义’。 　　因此，在那些新兴的‘封建余孽’或叩头求神的‘投机分子’面前，我不知道碰过多少钉子。他们骂我是新灵性主义者，他们骂我是‘疾（积）极的浪漫主义者’。主要的他们认为我在内容方面不应该在客观事物里面升华自己的主观精神。在表现技巧形式方面应该采取含有毒素的歌谣词句或那些自生自灭的落后方言，但是我坚决的反对这个，因为它违反了写实主义的内容决定形式主义的原则……” 　　人们从这封信里不是可以听到那些被每个胡风分子经常用来谩骂党的文艺政策的声调吗？他们仇恨党的文艺普及的方针，反对学习与运用民族形式，恶毒地骂党的政策是“向落后性投降”，是“复古主义”，谩骂执行党的政策的人是“新兴的封建余孽”，是“叩头求神的投机分子”。在这同一封信里，王采决不肯放松阿谀他的主子的机会，他称胡风是：“实在说，在今天的文艺阵容里面，只有你才是广大青年人的导师”，并再三恳请胡风“指导”他，栽培他。总之，“仇恨党、效忠胡风”，就是王采在这封信里所暴露出来的真面目。 　　王采不仅在信上表示效忠胡风，他还积极地写文章宣扬胡风的反动论点，在“创作实践”上执行胡风的反动路线。一九四七年二月，王采在武汉王范予主编的“诗垒”上发表的“新诗歌趋向”一文中写道： 　　“……所谓新现实主义不仅是要正确的反映人民的生活，还要在你的作品里带来一些什么。这就是说：只有通过你的主观热情以后，才会把现实写得真实和升华起来，才会使读者去理解这种生活，和得到战斗的启示……” 　　在另一篇文稿“现今文艺概况及其努力方向”中写着： 　　“……在创作方法上，我们不只是要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并且要把这种现实，真实的透过我们的强烈的主观精神，使读者能在我们的作品里，嗅到爱和憎的气息，和一种要求求新生的强烈的生命……” 　　很明显，上面写的什么“通过……主观热情……把现实写得真实和升华起来”，什么“透过我们的强烈的主观精神”等等，正是胡风那种“主观战斗精神”、“自我扩张”的拙劣的翻版。当然王采并不是胡风集团的什么“理论家”，他这些不通的句子不过是像应声虫似的背诵着胡风的反动思想罢了，我们想进一步弄清这个胡风分子的真象，就要看看他这时写的作品。王采从一九四七年五月起，继曾卓之后，参加了“大刚报”副刊“大江”的编辑工作，并在这个副刊上发表了一些诗，让我们看看他在题作“人性篇”的一组诗里（发表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宣扬了些什么吧： 　　这组诗里最引起我们注意的不能不是题作“堕落”的一首四行的短诗，全诗是这样： 　　苍蝇宣传会造蜂蜜 　　莠草夸赞自己结出谷粒 　　就是那条蠢猪 　　也竟然要求使用原子武器 　　被王采恶毒地骂做“也竟然要求使用原子武器”的“蠢猪”是指的什么呢？美国吗？显然不是，美国不是“也要求使用”而是早已使用了原子武器。王采在这里疯狂地诬蔑和咒骂的只能是一直在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伟大的苏联！因为在王采写这首罪恶的反革命的“诗”以前不久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宣布过：“假若一旦不幸需要原子弹时，我们将会有必需的那样多的原子弹。”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为维辛斯基的声明欢欣鼓舞，因为美国帝国主义在失去对原子秘密的垄断以后，它的原子讹诈政策就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苏联拥有了原子武器，就大大地增加了世界人民保卫和平的力量和信心，并迫使战争挑拨者的头脑不得不稍微“冷静”下来，从而提供了禁止原子武器的可能性。但是，这个仇恨人民的王采竟不惜用最恶毒的语言诋毁伟大的苏联，诋毁庄严的和平事业。 　　和这首反革命、反苏联、反和平事业的罪恶的“诗”放在一起的还有一首题为“人性”的“诗”是这样： 　　挺直脖子 　　也把装满谎言的嘴唇 　　高高的翘了起来…… 　　——你这得志的小人 　　只知道老鼠的智慧 　　是世界上第一等有用的才能 　　可是你比老鼠 　　还要胆怯几万倍呀 　　仇恨革命、仇恨苏联的王采在这里咒骂的是什么人呢？除了他骂做为“新兴的封建余孽”，“叩头求神的投机分子”的人们以外还会有什么人呢？是的，王采就是用“老鼠的智慧”、“比老鼠还要胆怯几万倍”的“得志的小人”等等来咒骂党的和进步文化界的同志们的。够了，只从这组诗里这两首中就可以看到王采的穷凶极恶的真面目了。 　　可是，这个反革命分子就在这年混到了党的组织里来，钻到我们的“肝脏”里来了。难道这还不值得我们警惕吗？ ## 二、解放后的反革命活动 　　解放以后，王采反党、反革命的活动更加猖獗起来，他对解放区来的文艺工作同志表示了极端的轻蔑和仇恨，公开在群众面前说什么：我们是地下的，某某人是解放区的，在党内制造宗派。他向一位党外作家写信说；“你没来是好的，来了也弄不出一个名堂，什么老新之分，什么新解放区、老解放区之分，什么地下与地上之分。表面上看起来大家是一团和气，其实并不这样……”从这里难道我们还认不清这个钻进党里来的胡风分子的真实面目吗？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他下面的各种反动活动自然就容易理解了。 　　首先我们看看王采在怎样宣扬胡风的反动论点和怎样诋毁解放区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他在武汉市文联工作期间，肉麻地把胡风吹捧为“中国唯一的诗人、理论家，中国的柏林斯基”，向群众说什么“胡风了不起，中国还找不出像他这样的理论家、批评家、诗人，没有一个能像他写这么多东西，而且他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见解颇有独到之处……”同时，公开宣称：“创作不一定要生活，即使要，文联内也有生活，什么地方都有生活……”讲什么：“诗是诗人感情的高度升华，是诗人的情感发展到忘我的类乎疯人的境地时的产物”。他自己就按着这种观点写出了严重歪曲工人阶级的作品，如“两朵鲜花一样红”、“苗金凤”等。对解放区的作家和作品，王采就采取了诋毁和谩骂的态度，说这些作品“总是老一套”，“丁玲那一套是老生常谈”，“赵树理的作品不好”，说这些人不过是“在朝派”，认为自己“吃不开”是因为是“地下派”之故。这里完全暴露了王采反革命的真面目，原来王采并不把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看做是他自己的政权，他自己并不属於“在朝派”，就是说自己是和这个政权对立的“在野派”，也就是他说的“地下派”。无怪乎他对党领导的事业是这样仇恨了。胡风在全国解放后感到“绝大的苦闷”，“等於带上了枷”，王采感到“吃不开”感到自己是“地下派”，这和胡风的绝望而狂怒的叫嚣是完全一样的。 　　王采在文联不仅传播各种反动的思想，他更大的野心是把市文联变成胡风集团反革命活动的地堡，当时文联主席、副主席都系兼职，下边做实际工作的多系新参加革命的青年。王采就利用这个机会，仗凭文联秘书主任的职权从事起宗派活动，以达到他的反党反革命的目的。为了把文联变成他自己的天下，王采就介绍了一些政治面目不清的坏分子到文联来，把持文联的主要工作，兴风作浪，挑拨是非，破坏团结，诋毁和抗拒党的政策。王采更把他的一个从部队上开小差的侄子王利伦隐藏在文联里，欺骗群众和组织说他侄子是转业军人，企图安插在文联工作。后经市委宣传部发觉，要他把王利伦送回原部队，王采就利用一些坏分子在文联行政会议上做出相反的决定，抗拒党的意见，污蔑党“对青年人何其残忍”，说什么“我们这里是群众团体，不要老是党的这样那样”。这个明目张胆的反党分子把文联的主要工作交给这批人还嫌不够，他还要处心积虑地压制这些在下边担任实际工作的青年干部，因为这些人对他的“领导”不断提出批评和意见，王采和一些坏分子“创造”了一套所谓“新制度”，叫做“分层负责制”，按照这个“制度”，干部有意见不能直接向领导谈，也不能向其他部门（如编辑部、秘书室）的干部谈，只能层层传达，由组长到部主任，再到秘书主任……等，企图这样一来就把下边的意见完全压制住。王采还造谣说这办法是从中南文联学来的。但是，下边的意见还不断，王采於是把文联的青年团组织看作是眼中钉，在一次团的会议上，他大骂青年团闹小宗派，是封建帮会，污蔑团要“暴动”，“造反”，说：“你们要暴动，我们就镇压。”这样，一些坏分子也都捏造事实起来向团围攻。王采反对团，反对文联的领导同志，实际他是有计划地在反对市委对文联的领导。 　　总之，王采企图用安插私人和压制青年干部的卑劣手段把文联变成反党反革命的据点，当时流传着“文联即王采，王采即文联”的说法，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王采就这样在文联建立起了他的独立王国，他在里边可以什么工作也不做，经常的打骂老婆，对女干部的态度极不正派，并偷听台湾的广播，被追问时，诡称找曲子学跳舞，冬防期间随便鸣抢，扰乱治安，这种无法无天的反动行为接连不断的发生着。党早已发现王采这些恶劣的反动活动，不断的给他批评教育，但是王采采取了两面手段，企图欺骗组织，继续他的反党活动，这时，组织上派黄铁到文联来负责领导工作，并派检查组调查情况。王采便公开地反对黄铁和检查组，说黄铁夺了他的“饭碗”、“地位”，是“引狼入室”。对干部们说检查组是市委派来的，大家别理他。市二次文代会后，他想调走六个他不满意的干部，上级不批准，王采和一些坏分子便到黄铁那里哭闹到深夜，埋怨党对他们不信任、不照顾。新选出的文联委员会分工时，王采企图窃取文联副主席的职务，暗中叫一些坏分子在会上支持他，但没有成功，於是又动员坏分子给市委写信反对黄铁当副主席，并推荐王采。当一切活动失败后，他发现再不能一手垄断文联的工作了，就想出了“我搞不了也不叫你们搞好”的罪恶计划，企图拉垮文联，他暗中叫坏分子都离开文联，为他到处活动，并且造谣、挑拨，攻击和控告李尔重同志，疯狂地对抗党向他的错误开展的尖锐斗争。他声称：“为了坚持‘真理’（应读做“反党活动”），不惜战斗到最后一人。”这个反党分子果然始终向党顽抗，抵赖他的各种反党事实。最后，党不得不把这个混到自己队伍里来的破坏分子清洗出 　　被开除党籍之后，王采到武汉工农速成中学担任语文教员。在这里他继续进行着他的反党、反革命的活动，公开地宣称他的错误是被夸大了的，甚至有的是捏造的，说他被开除党籍完全是市委某某同志个人的意思。同时污蔑武汉文艺界的领导同志，说文艺界污七八糟，没有一个真正懂得文艺的，武汉市的戏剧改革是鬼扯蛋，改不出什么名堂来。除了和从前一样地咒骂解放区的作品、民歌，鼓吹胡风以外，有时还无限感慨地说：“现在我不行了，解放前一下一篇，常排在第一面，自己虽觉得不棒，人家（指阿垅，这个特务分子曾在“人和诗”中捧过王采）还欣赏我呢！”王采就是这样留恋着解放前的日子，觉得解放以后自己“带上了枷”。他这种心情在写给一个被党开除的分子信中明白地透露了出来，信中说：“你我遭遇相同，处境相同，你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这时，我忽然想起了曹孟德的诗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栖？’”这封信是王采在防汛的堤上写的，面对着这场伟大的斗争，王采所感到的只是“无枝可栖？”深深地表露了他在新中国感到无可安身，幻想着回到反革命统治时代的被特务吹捧时的地位。 　　在工作上，这个反动分子就不放松任何机会拉拢落后分子，和他们一起喝酒，发牢骚，进行宗派活动，以达到破坏团结，打击领导的目的。 　　在进行这些活动时，王采使用了两面手段，当面讲领导好，背后破坏领导威信；为了拉拢人反对领导，就对要去拉拢的人表示“关心”，恭维。在试验新教学法时，鼓吹自己有一套“新创造”，把别的教师排开，声言“旧的东西是不会自生自灭的，必须坚决斗争。”企图在教师中制造分裂，在教研组内引起无原则的争吵，并在学生中炫耀自己，破坏别的教师的威信。 　　王采被开除党籍后所以仍然进行大胆的反动活动，是因为得到了胡风的指示。胡风要王采“不要泄气，不要沉下去，要继续努力。”果然，这个效忠胡风的反革命分子就继续努力地干了下去。 ## 三、反胡风集团斗争开展以后的王采 　　当去年胡风藉“文艺报”问题疯狂地向党进攻，欢呼“缺口已打开了”的时候，王采和其他胡风分子一样，也是兴高采烈的，他向人们说：“胡风谈的真实情况，我自己就深切体会到这点……‘文艺报’发动通讯员围攻胡风，正像‘长江文艺’发动通讯员围攻我。”他还愤愤不平地说：“这些老爷们把新生力量闷死了，行政处理的方式把作品压死了！”到处宣传胡风的发言正确、有分量。人们不难看出来，王采造谣说“长江文艺”发动通讯员围攻他和胡风诬赖“文艺报”发动人围攻他是一样的无耻；王采把党骂做“老爷们”，把自己称做“新生力量”，这也和胡风咒骂党，把特务分子阿垅称为被“人民日报”压制的“新生力量”是一样的恶毒和别有用心。 　　不久，“人民日报”刊登了读者驳斥胡风污蔑党歪曲事实的来信和文章，王采大叫着；“人们要公正些！”等对胡风反动理论批评深入以后，王采向群众表示报刊上的批评文章“老是几句现话（陈旧的话），没有什么新东西，没有什么看头。”“我们理论水平低，批判不了。” 　　这时领导上要他写文章批判胡风，检查自己。他向领导表示一定要检查，批判；可是回去后向人表示“不容易呀，推敲字句都很费脑筋。”当别人问他为什么要“推敲字句”，他说：“分寸提得恰当很不容易。”原来，他在“费脑筋”地去编造字句，企图蒙混过关。结果写成一篇不疼不痒的“文章”，空空地给胡风扣了几顶帽子，就赶紧说明自己，说自己“不是胡风小集团的人物”，只是和胡风“有过若干接触”，受到了“思想影响”，也空空地自我批评了一番。这时，他已知道胡风写好了假检讨，向人说：“下一次文艺报可能刊登。”他希望和胡风一样，依靠假检讨过关。 　　五月间，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陆续发表。在一次座谈会上他不得不说：“胡风是政治上的敌人，”但会后立刻对人说：“政治问题应和理论问题分开，胡风是理论问题。”玩弄两面态度，这时，组织上要他交代和胡风集团的关系，他在五月二十三日又写了一个假检讨，和从前那份假检讨差不多，强调自己“在文艺战线，仅仅是一个小兵”，强调“十五年来在党的周围和一些同志在一起战斗过”’“不是胡风集团中的分子”，“但是十年以前和胡风曾有过来往，并且受过他的思想影响”，接着又给自己扣几个帽子，和上次不同的只是说胡风是个“极端顽固的反动分子”，只此而已。 　　这时武汉反胡风集团的斗争深入了，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曾卓的反革命活动已经揭露，王采这时着了慌，他找和他有关系的人进行“攻守同盟”，说什么：“各人的事，各人负责，要够朋友。”企图掩盖自己是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真实面目。但是，人们是决不允许这个胡风分子蒙混过关的，不管他的“智慧”比老鼠高或是低，不管他比老鼠“胆怯”或是“胆大”（见上面引的王采的诗：“人性”），人们都要查清这个反革命分子的真实面目的。 　　来源：《长江日报》1955年7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