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风分子耿庸的卑鄙丑恶的灵魂

　　<张宏志>

　　当“人民日报”发表了“关於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一批材料”以后，胡风集团的核心分子耿庸，还对他们的朋党布置疑阵、鼓励士气，说什么“忍受一下，熬过这时就好了。”他们到了快露出原形的时候，还企图蒙混过关，不被人们发觉，准备继续潜藏在我们“肝脏里面”，“伺机再起”。然而，结果却不能不使他们绝望了。

　　这里，我要剥掉反革命分子耿庸的假面具，让大家认清他这副狰狞的面貌和卑鄙丑恶的灵魂。

　　原来这个被刘雪苇捧为“文艺理论家”的耿庸，是在一九四○年参加过党的。他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因经不起斗争的考验，出卖了党，终於成了党的叛徒。自此以后，他充当过国民党反动派福建省粮政局“粮政月刊”的编辑，后“奉命”调至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人事训练班受训，受训后派入中央财政部运输管理局。一九四三年六月开始，他就和胡风认识，并开始为胡风和他们反革命的事业“忠诚効劳”，当时他是重庆“新蜀报”的编辑。抗战胜利以后去台湾，自一九四七年十月至一九四九年六月，他在台湾省台北市反动的“公论报”社担任编辑，干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

　　上海解放以后，他由台湾到了香港，再从香港回来，在胡风的策动下，混进了“展望周刊”社，以后又被另一胡风分子王元化（方典）介绍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和震旦大学去教书，一直到一九五二年一月，他进了刘雪苇和王元化所把持的新文艺出版社。

　　这个反革命分子耿庸，在一九五一年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时候，利用了当时胡风分子梅林所把持的文协刊物“文学界”（上海“文汇报”的副刊），发表了很多文章，大肆攻击党和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有四十多篇。这里完全可以看到他是如何在散布反革命毒素，企图“扩大影响”、“建立基础”，同时来贬低党所领导的、在文艺界所进行的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和斗争的作用，并打击在当时任华东文化部部长的夏衍同志，实行猛烈的人身攻击，企图瓦解革命的文艺阵地，篡夺党对革命文艺的领导。

　　耿庸在解放后看到人们热忱拥护中国共产党，看到人民捍卫革命果实的坚强意志，他激怒了，恶毒地污蔑我们说：“解放以后成了二个公式：（一）党性和人性成反比；（二）无知和坚定成正比。”

　　请看看，这个反革命分子是多么的仇视共产党和人民！他咒骂有“党性”则无“人性”，“党性”愈强，愈无“人性”。他是说，没了“党性”才会有“人性”；有知识则不“坚定”，愈“无知”则愈“坚定”。他把“坚定”的人们骂为“无知”，真不知他是何居心！他又把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共产党员的“党性”说成是没有“人性”，这种仇视共产党，仇视人民的反动理论是何等毒辣！何等荒谬！

　　耿庸的反革命手腕也是非常巧妙的，对那些闹情绪的人，对党、对组织不满的人，他却以“热情”的、“同情”的姿态出现。对思想意识上存在着毛病的人，他会用“甜蜜”的言语来“温暖”他们的心，结果，确实被他拉拢了不少人。有个青年，大学毕业以后被统一分配工作，由於他在思想意识上存在着个人主义自高自大的毛病，这个阴险毒辣的耿庸就利用他对校对工作不安心、一心想当编辑的那种思想，以“热情”的姿态和他接近，叫他经常到他家里去，同时还说：“你的水平是足够当编辑的，就是你的级别太低了！”由於他的挑拨，这个同志对组织不满了：“组织上干部政策有问题，像我这样的人不该给我这样低的级别，少拿钱无所谓，真理要紧！”耿庸这种卑鄙恶劣的手段，确实相当有效地拉拢了部分思想意识上有问题的人。只要有人同他接近，他就利用机会，散布仇视党、攻击领导的反动言论。为了替胡风辩护，他竟恶毒的说：“在苏联文坛上，西蒙诺夫为什么要批评爱伦堡？还不是因为爱伦堡的创作刺痛了西蒙诺夫的缘故。在我们中国呢？周扬、林默涵等一夥批评胡风，也是因为胡风的早期著作和中期著作刺痛了这一帮。”

　　这种反动的言论竟疯狂到如此程度！它不仅歪曲了西蒙诺夫和爱伦堡论争的真象，并且含有极其恶毒的挑拨的意味，对我们党的文艺领导同志实行人身攻击。事实是周扬、林默涵等同志揭穿了胡风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在贩卖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的“私货”，因而使这些胡风反革命黑帮匪徒疯狂起来了。

　　事实并不难以理解，因为他们要别有用心的进行反革命活动，就不得不颠倒黑白。剥掉这个反革命分子耿庸的假面具，他那卑鄙丑恶的灵魂就可以从他反革命的罪证中完全看透。

　　来源：《文汇报》1955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