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洼地上的‘战役’”的反动性

　　<巴金>

　　我在志愿军部队中间生活了一年，我接触过不少的人，现在我闭上眼睛还可以说出一些人的面貌，有时候我也感觉到我的心跟他们的心挨得很近，我已经走到他们的“精神世界”的边缘了，但是说老实话，我还是没有明确地把握住他们的内心的东西，因此我回国以后一直没有能写出志愿军新人的面貌，而且一直因为我没有写出我应该写的文章感到苦恼。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读到了路翎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我是怀着欢迎的心情来读这篇小说的，尤其因为前一天，一个不认识的年轻读者来找我谈话，向我推荐了它，另一个人也在我面前称赞过这篇“出色的作品”。可是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以后，我得到的不是“感动”，却是失望和非常不舒服的感觉。

　　这一年来在北京和上海出版的文艺刊物上，发表过一些文章批评“洼地上的‘战役’”，指出它是对於抗美援朝战争和人民军队的诽谤。路翎不但不虚心考虑这些意见，他反倒“抛出”了他的“反批评”，认为批评都是“不能令人容忍的”“曲解”。现在我们才知道：这个“反批评”正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向党向革命疯狂进攻的一根矛头。从已经揭发的材料看来，我们也更清楚地懂得了：路翎的那些“作品”，原来都是负有“太大”的反革命的“使命”的。我知道一点路翎小说里描写的那些人和那种生活，我必须来谈谈这个“作品”的反动性。

　　“洼地上的‘战役’”是描写志愿军侦察员的生活和斗争的小说。路翎的“导师和友人”、他的“实际扶助者”、他们那个集团的头子胡风说：“这一篇……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感动。由老作家到部队的战士和干部被这里面的人物感动了。在读者中间引起了一股热潮。……作家们有的说从路翎的小说才看到了真正的志愿军”。他还转述一个作家的话：“路翎所写的战争生活和战争中的人们的思想心理有多少的真知灼见，……路翎把战士的崇高的思想感情，宽阔而美丽的胸怀，朴实而忠诚的性格表现得多深入，多逼真。”

　　这种吹捧也许欺骗了一些人，但事实是捏造不出来的。路翎所描写的“志愿军”和我在朝鲜看见的志愿军不同。我在志愿军战士中间就没有见到一个像路翎所描写的那样的人。我也曾在路翎到过的那个军、那个师里生活过一个时期，在同一个大单位里面我们所看见的不会差得那么远。不仅是人，连生活、连气氛、连作风都是两样，路翎不仅没有写出“真实”，而且撇开“真实”写出了一大堆完全虚假的东西。他的小说里的人物却决不是他在朝鲜看见的那些活生生的“新的人”。他写出的所谓“真正的志愿军”其实就是作者自己。那些人虽然穿上了志愿军的衣服，但思想感情却是反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感情，而且的确写得“逼真”，写得“深入”。

　　我第一次读完“洼地上的‘战役’”以后，我曾经设身处地揣摩过几个人物的“思想心理”。王应洪把金圣姬的绣花手帕放在胸前口袋里去参加第一次的战斗，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手帕，最后这个纪念品又回到朝鲜姑娘的手里。这个故事使我想起了某一本外国书上的一段话：

　　中世纪的骑士出发到远方去参加殊死的战斗的时候，照例要向他们心爱的小姐要一件纪念品放在胸前或藏在盔里，他们把这种永恒的女性的诗的象征放在心上或戴在头上英勇地战斗、英勇地死亡。

　　我在二十岁以前很喜欢这一类的中古骑士，我也读过不少描写他们的战斗和爱情的小说。那些故事里面有各种“不能实现的爱情”，也有各种人为的悲剧。它们很能够打动一般把“爱情”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或者对爱情充满幻想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

　　但是刚从祖国出来的抗美援朝的青年战士，“身经百战”的侦察班长……怎么能有八九百年前欧洲中古骑士那样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呢？而且那些久经锻炼的指挥员怎么能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那样对“爱情”（或者一点点爱情的影子）那么感到兴趣，而且为它花费那么多的心思呢？

　　路翎说他所描写的“爱情”是“不论从军队的纪律或是从王应洪本人说来都没有可能实现的爱情”，其实这只是“莫须有的爱情”。在朝鲜战场上的确偶尔发生过个别的违反纪律的事件，但是它跟任何一个青年战士无关。至於像路翎在他的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种“爱情”，从来就不曾发生过。正如魏巍同志所说的：“在这篇小说里……在堆满了‘纪律’字眼的掩盖下抒写了纪律的无情”，所以许多批评路翎的文章都着重地提到爱情和纪律冲突的问题，这是对的。不过我也得指出：在朝鲜战场上这样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志愿军中固然有着不许和朝鲜妇女恋爱的纪律，但是对於有阶级觉悟的战士，这条纪律并不是束缚人的东西。在朝鲜我常常听见志愿军的指挥员和政治干部赞美我们的战士的优良品质。的确当战士们把朝鲜妇女当作自己的母亲和姊妹看待的时候，他们不会想到那条不许恋爱的纪律，因为他们连做梦也想不到所谓“儿女私情”，哪怕是最纯洁、最高尚的爱情。过去在朝鲜志愿军部队的数目是相当大的，我们的战士跟朝鲜妇女接触的机会非常多，他们帮助朝鲜妇女劳动，给她们挑水、舂米、打柴、割稻、春耕、插秧……他们也受到朝鲜妇女的照顾。他们跟朝鲜人民和睦相处，有如家人、亲戚，志愿军和朝鲜人民、朝鲜妇女中间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们的战士常常赞美朝鲜妇女的勇敢、乐观、活泼、热情、吃苦、耐劳；朝鲜妇女也像对待家人似地热爱我们的战士。我住过好些朝鲜人家，见过好些善良的朝鲜妇女，也受到她们的好心的照顾，我还有更多的机会看到朝鲜妇女对志愿军战士的“同志爱和亲人爱的感情”的流露。倘使这种感情真如路翎所说“在一个年轻的姑娘身上就有可能发展到爱情的高度”，我们的战士“对这爱情发生了感情，就自觉地克制这种感情，拖着对人民的深刻的感情走向战场”，那么为什么这样的爱情不像金达莱花那样开遍朝鲜呢？难道是纪律妨碍了它，还是真如路翎所写的我们的战士“献出自己的鲜血以至生命”来结束了这种“不能实现的爱情”？路翎还说；“这鲜血对人们说明，他是为了他的祖国，他的亲人，为了朝鲜人民，其中也包含着那个他虽然不能接受，但却感谢着的爱情。”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在朝鲜有无数像金圣姬那样年纪的姑娘，在志愿军里也有无数像王应洪那样的新战士，倘使他们的感情都“可能发展到爱情的高度”，恐怕连纪律都没法维护了，不然就只有让我们的年轻战士全走王应洪的路。事实自然完全不是这样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所欣赏的爱情在朝鲜战场上就找不到。我们的战士都是阶级觉悟很高、品质优良的年轻人，他们有高度的荣誉感和责任心，他们有“一人吃苦万人享福”的伟大抱负，所以朝鲜妇女爱我们的战士如一家人，朝鲜父老称志愿军为“王者之师”。

　　我还应该在这里特别提一提“英雄的妇女”这个光辉的称号。金日成元帅曾经对我们说过：“朝鲜可以引以为骄傲的是朝鲜的妇女，英雄的妇女。”她们是在火和血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她们热情，但是坚强，她们能忍受痛苦，她们可以毫不顾惜地为祖国献出生命，据说她们在最伤心的时候也不哭，她们不愿意在人面前显露自己的软弱。在普遍地经历了家破人亡的惨剧以后，她们还用跳舞，用歌声，用笑语来迎接朝鲜的春天，用忘我的劳动使全朝鲜的后方充满了生命和力量。这样的妇女是得着志愿军指战员的普遍的敬爱的。我们的战士接触到的就是这样的妇女，所以他们的优良的品质更容易显露出来。

　　金圣姬母女不会是另外的一种人，她们应当是我们在朝鲜常常见到的母女中间的两位。她们让志愿军住在她们家里，她们抢他们的衣服来洗，这都是很平常的事情，金圣姬“是大方而活泼的姑娘”，“唱歌跳舞都很好”，“参加过慰问战士们的晚会”，这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她们母女喜欢志愿军，母亲对待王应洪像对儿子一样，这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侦察员住在这两母女这里就像住在自己家里一样”，这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不平常和不可信的事情却接着在小说里出现了，金圣姬对侦察兵王应洪的感情却“发展到爱情的高度”，送袜套进手帕给王应洪，并且在这种一往情深的恋爱中，连她的性格也大大改变了，变得可怕地阴暗了。作者竭力去写一个朝鲜少女对志愿军战士的主动的爱情，他还否认这是“孤立的个人爱情”，他肯定地说：“金圣姬母女的感情表现着解放了的朝鲜人民在战争中对将来的坚定的、乐观的、毫不犹豫的信心。”这是歪曲，这是强辩，这是对英雄的朝鲜妇女的莫大的侮辱！

　　到过朝鲜见过朝鲜少女的人就没法把金圣姬的形象和朝鲜少女的形象连起来。宋之的同志把金圣姬比作“大观园里的闺秀”，虽然不能说是十分恰当的比喻，但是金圣姬的确像过去的某些中国少女。至於在炮火下而成熟起来的朝鲜妇女，她们最大的愿望是寄托在战争的胜利上，寄托在祖国的光辉的未来上，即使在她们个人“对於和平劳动的幸福生活的要求和信心”里面，也不单是“她烧火、担水，他在院子里收拾，然后一块儿到田地里去劳动”的这么简单的内容。像金圣姬那样“在炮火下成熟起来”的姑娘决不会像作者所写的那样“不懂得战争”，也不会像作者所写的那样，她看到某一个志愿军战士的血，她的感情才受到了“锻炼和教育”。当残酷的战争还在进行、美国飞机把炸弹暴雨似地倾倒在朝鲜的城市和乡村的时候，朝鲜的少女（尤其是终年吃着酸菜和杂粮，连裙子都打了补钉的少女）不会在不能实现的爱情里去寻找安慰和鼓舞，她更不会因为感激志愿军战士帮忙劳动，就产生“一种抑制不住的感情和想像”，而发展到狂热地单恋的程度。而且志愿军帮助朝鲜家庭劳动是一种极普遍的群众工作，是众人皆知的我们部队的一个优良传统，并非个别的单独行动。这个优良传统是建筑在战士高度的阶级觉悟的基础上的。在真实的朝鲜战场生活里，我们的战士并没有遇见过金圣姬，而朝鲜姑娘也没有遇见过王应洪。这一切都是路翎的别有用心的伪造。

　　在朝鲜我常有机会跟年轻战士谈话，或者听他们在休息时候闲谈。在他们的谈话中，我始终找不到任何与“爱情”有关的线索。有些年轻战士有“对象”，有“未婚妻”，也有些已经结了婚，还有好些人根本没有想到“找对象”的事。万一接触到“爱人”、“结婚”、“对象”这一类的问题，从他们的诚实的谈话里，我也找不到什么隐秘的感情。他们把爱人看作能够和他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劳动、互相鼓励、互相帮助的伴侣。他们从来不离开集体去想望个人的幸福。即使在他们的未来的远景里，和平劳动的幸福生活也是跟祖国的繁荣富强连在一起的。所以他们能够毫不迟疑地把婚期延迟或者离开新婚的妻子参加抗美援朝。

　　前年年底，在停战后的朝鲜，我和一个十九岁的山东战士在一个已经废弃了的掩蔽部里谈过半天话。他跟着我跑过好些地方，我们已经很熟了。他谈起他的家，他说他有个“对象”，是他在一个讲习班上认识的。他们感情不错。他报名参军的时候，没有先征求她的意见，他耽心她会“拖他的后腿”。可是他出发前他们在一个地方遇见了。她已经知道了那个消息。她和他谈了一阵就哭起来了。他却耐心地开导她。他讲到保家卫国，讲到国家现在需要他，讲到他们从前和现在生活的对比，讲到年轻人的责任心和荣誉感，最后讲到：“你是团员，你应该因为我参加抗美援朝高兴，你应该鼓励我积极工作争取立功才对”这一类的话。讲得她满意地笑了，他才送她回去。他在旧历正月初三离开家，在朝鲜不到一年，给她去过一封信，她没有回信，但是从他母亲来信中他知道他的“对象”过得很好。他没有带来她的任何“纪念物”，但是他工作很好，他不断地从上级和阶级弟兄那里得到安慰和鼓励。我喜欢这个活泼、能干而且有点文化的翻身农民，参军前他在乡下也做了不少工作。他讲起话来眼睛非常明亮。这个热情的青年爱他的母亲，也爱他的“对象”。他没有从“爱情”那里去找寻安慰和鼓舞。然而在一切与“荣誉”和“责任”有关的事情上他总是争先恐后的。我知道有不少像他这样的青年为祖国献出了生命——的确是“为祖国”，并不是“为爱情”。在朝鲜，志愿军一提到“祖国”就充满了感情。“祖国”两个字里面包含了许多东西，但却没有那个“没有可能实现的爱情”。

　　然而那个“没有可能实现的爱情”却变成了“洼地上的‘战役’”的主题。正像胡风反革命集团披着“革命”的外衣钻到我们队伍里来一样，一群庸俗、卑鄙的个人主义者就穿上志愿军的衣服出现了。“团政治委员”会命令侦察员去模二线阵地上自己人的哨。“钦佩和友爱的感情”会使“朝鲜战场上的一等功臣”让新战士缴了枪。“团参谋长”会根据“有点老交情”的理由把毫无战斗经验的新战士调去“增强”侦察排，这一切安排无非为了介绍十九岁的新战士王应洪和十九岁的朝鲜姑娘金圣姬见面，给他们的“爱情”准备条件。

　　难道真有不认真考虑问题只凭个人一时的爱好和兴致处理事务的志愿军指挥员吗？在朝鲜的防御战中，哪怕是发动一次规模很小的反击战，也都要经过事前周密地计划和布置。一切都要安排得很好：要准确，也要有把握。只要有一点小小的疏忽都会给部队带来伤亡，招致失败。我们的指挥员都是爱兵的，我们的指挥员都是爱国的。对於他们，任务高於一切，胜利高於一切。连一次十几分钟解决的小战斗，军长也会到师指挥所甚至团指挥所去亲自指挥。那位军长还带我去山头观过战，他那种全心全意争取胜利的精神真叫人感动。有一次因为一个副连长传达命令有一点错误，部队没有能完成任务，他和师长认真检查，终於查明了责任，等到布置了新的任务，取得了新的胜利，他才松了一口气。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每一次的胜利都不是轻易得来的。我们对付的是装备优良的头号帝国主义的王牌军队，单凭战士们的勇敢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没有一个指挥员会在备战工作紧张的时期，调新战士去担任侦察员，除非已经到了无兵可调的地步。党委也不会同意这种调动。因为这样做无异乎拿战士的生命去冒险，拿人民的利益去冒险，万一任务不能完成，受到损害的并不只有他一个人。所以单从这些细节来看，从一两个志愿军指挥员的作风来看，也可以明白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志愿军的不是一路，而是正相敌对的了。

　　我们再看路翎怎样描写王应洪的思想感情。我们单看这个战士对朝鲜姑娘金圣姬有着什么样的想法：

　　班长怀疑他“可能不知不觉地对金圣姬流露了什么”，找他谈话，他含着泪说：“我真是对她一点心思也没有。”

　　金圣姬“不再和他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他。……他心里开始出现了以前不曾有过的甜蜜的惊慌的感情。”

　　他把金圣姬偷偷塞在他衣袋里的袜套交给班长，班长要他退还给她。但是出发的那天他换衣服，又“发现了那双袜套，还增加了一条绣着他名字的绣花手帕”。“他顿时心里起了惊慌的甜蜜的感情。”他“第一个念头是想汇报给班长”，但是后来“他想……等完成任务回来再说吧。”“当然这时候他是想留下那条手帕。於是他把它仔细摺起来，放在胸前的口袋里。”

　　“连长陪同团参谋长来看他们的时候，班长严历地惊心动魄地喊了立正的口令。”“……特别因为他怀时揣着的绣花手帕，这（口令）也才是他的明朗的人生道路上的第一课。……这绣花手帕又给他带来了他所不熟悉的模糊而强大的感情。”“他现在也代表母亲，也代表那个姑娘为祖国，为世界和平而战。”

　　执行任务的时候他“贴在路边上杂草中间趴着，紧握着他的枪”，“……他努力去想到连队，团参谋长、亲人们……后来他又想着母亲”，“於是他又想起了金圣姬，她在舞蹈。看见了她的坚决的、勇敢的表情，他心里有了一点那种甜蜜的惊慌的感觉，他说：‘你别怪我呀，你不看见我把你的手帕收下了吗？’”

　　第二天他已经受了伤和班长两个人留在敌人阵地上等待天黑的时候……他迷迷糊糊地睡去了。他“以他的全部的年轻的热情梦见了金圣姬。”“金圣姬跑了出水；问他：‘我的手帕你留着啦？’他说：‘留着啦。’这时朝鲜姑娘们一起围上来了，……欢迎他唱歌，他很慌张，金圣姬说：我代表他吧！於是舞蹈起来。她是在北京天安门前舞蹈，跳给毛主席看。母亲和毛主席站在一起。舞蹈完了，金圣姬扑到母亲跟前贴着母亲的脸，说：‘妈妈，我是你的女儿呀！’……”

　　以上这些会是那个响应保家卫国的号召走上前线的翻身农民的思想感情吗？在贫穷和饥寒中过完了幼年和少年时代的王应洪从来没有机会接触到知识分子的恋爱，他来到朝鲜是为了保卫他那翻身后的幸福生活，是为了保卫祖国的建设。但是到了部队以后，因为同志们疑心他有违反纪律的行为，因为朝鲜姑娘两次把袜套偷偷塞在他的衣袋里（并且在出发时还增加一方手帕），他就居然会想到什么“明朗的人生道路上的第一课”，而且在敌人阵地上执行任务的时候，会想起那个姑娘，会想起她在舞蹈，会起了“甜蜜的惊慌的感情”，会自言自语：“我把你的手帕收下了。”会梦见朝鲜姑娘贴着他母亲的脸唤妈妈，说：“我是你的女儿！”……这一切全是伪造！新中国没有像这样的翻身农民，志愿军里也没有像这样的年轻战士！

　　路翎在他的“反批评”里一再称王应洪为“优秀的人”，“优秀的战士”，“英雄的战士”。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王应洪对金圣姬的感情已经发展到了那样的“高度”，倘使他没有英勇牺牲，却活着回到部队里，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不用说，他一定严重地违反纪律，堕落下去。他就只有这一条路走。按照路翎的伪造和诬蔑不但金圣姬母女会把他拖上这条路，而且他的班长，还有指导员，甚至团首长都会鼓励他、带着他朝这条路上走！

　　路翎笔下的王应洪的性格里并没有无产阶级的“崇高”、“宽阔”、“朴实”、“忠诚”，也没有我们的战士的崇高品质和英雄气概，因此他不得不用“英勇牺牲”来维护王应洪的“荣誉”了。路翎说，“王应洪的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小说的内容上所表现的思想意义”是“牺牲个人，为全体人类的幸福而斗争”。可是读者却不得不这样想；倘使没有那一条纪律，王应洪和金圣姬的幸福就不会被破坏了，王应洪也不必用“自我牺牲”来解决他自己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一了百了”了。魏巍同志把“洼地上的‘战役’”看作“一本对革命纪律有血有肉的控诉书”，是完全对的。

　　其实王应洪的“自我牺牲”也是假造的。在路翎的小说里，王应洪的班长故意单单叫这个年轻的新战士留下来让他有机会完成“自我牺牲”。班长为什么用新战士来掩护老侦察员撤退呢？作者自己说，班长“也说不明白为什么单单命令王应洪留下来”，这就是说这个“威望极高的班长和代理排长”在战场上会发出连他自己“也说不明白为什么”的命令（朝鲜战场上居然有这样的侦察班长！居然有这样的一等功臣！）。作者却替他想出了三个理由〔一〕，其中有一个是他“想到了那件使他不安的爱情，金圣姬那个姑娘的眼泪。”路翎说：“也许他觉得叫王应洪留下来从事这个绝妙的、但也是殊死的战斗，就会给那个姑娘，那个不可能实现的爱情带来一点抚慰，并且加上一种光荣。”路翎甚至肯定地说：“他是看见那个姑娘的那么辉煌的幸福表情的。”这就是那个挨着地主鞭子长大的出色的老侦察员的思想感情吗？为了给姑娘和那爱情带来“抚慰”，加添“光荣”，就命令新战士留下来从事“殊死的战斗”，这是什么一种思想感情呢？这和路翎所夸耀的“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感情”有什么共同点？这和上级交给他的任务有什么关系？不管作者用了种种好听的名词来掩饰他的企图，他却把这个庄稼人出身的身经百战的一等功臣，朝鲜战场上的老侦察员写成一个糊涂的恋爱至上主义者。为了爱情他不惜把一个青年战士置之死地。因为要是他不留下王应洪，王应洪就不会牺牲，王应洪不牺牲，金圣姬的爱情就必须破灭。所以班长王顺故意安排了青年战士的牺牲来成全金圣姬的爱情，让王应洪永远属於金圣姬。

　　注〔一〕头两个理由是：“想要锻炼一下这心爱的战士……想要叫这年轻人看一看、学一学他这个老侦察员怎样战斗。”这两个埋由也是同样不能成立的。他当时应该考虑的是：怎样的安排对战斗最有利。

　　班长王顺第一个觉察出来金圣姬爱上了王应洪，开始为“这母女两个的动人的、热切的感情”“耽忧”，“就时刻害怕他（王应洪）会出岔子”，而且疑心王应洪“可能不知不觉地对金圣姬流露了什么”。其实王应洪在这时候“什么也没有觉察出来”，这是路翎自己告诉我们的，而且路翎后来还叫王应洪亲口说：“我真是对她一点心思也没有。”那么事情显然是这样：班长首先注意到了朝鲜姑娘的“变化”，就把“爱情”派给他“特别喜爱”的新战士。“金圣姬的纯洁、赤诚的眼光使他困惑”。金圣姬的“一举一动”……“使他感到模模糊糊的苦恼”。他甚至对王应洪谈起“咱们房东那姑娘”〔一〕。话还没有谈完，“他又想起了金圣姬姑娘的那一对热诚的眼睛”。

　　在这次谈话以后，王应洪“才回想起这些时来金圣姬姑娘的神态，觉得果然是有些什么的，心里很不安了”。可见还是班长帮助王应洪认识了金圣姬的爱情的。

　　这还不够，王应洪把金圣姬送袜套的事向班长汇报了，班长叫王应洪把袜套还给金圣姬的时候，他会想到“这一定会使那姑娘委屈，但是没有办法”。

　　在农村剧团的慰问演出结束以后姑娘们欢迎王应洪唱歌，班长两次注意到“金圣姬的脸上闪耀着多么辉煌的幸福表情”。

　　侦察排离开村子的时候，班长王顺看见“姑娘哭着擦过他身边。他站下来叹一口气。‘这姑娘呀，我也不是没有妻子儿女的人，这叫我怎么才能跟你解释呢？’”

　　在敌人阵地上和受了伤的王应洪一块儿躺在小沟里的时候，班长问他的战士“你还想着金圣姬那姑娘不”，并且“把金圣姬姑娘也巧妙地拖到他的论据里面来”〔二〕。他说：“咱们也是为她。……咱们回到家，再到村子看看，金圣姬跟她妈见到咱们可要多高兴啊。”他想用这个“打动青年战士的心”。而且他的眼前又“出现了那姑娘的闪耀着灿烂的幸福的面貌”。接着“他替这个……没有可能实现的爱情觉得光荣”。“於是他觉得他拖着王应洪在山沟里一寸一寸地前进……也是为着这姑娘”。因为”她曾经在那黄昏的山坡上掩面哭着从他的身边跑过，於是他觉得他是对她负着一种他也说不明白的、道义上的责任”。他怜惜她不懂得战争。〔三〕“他觉得他真是甘愿承担战争里的一切残酷的痛苦来使她获得幸福”。

　　注〔一〕路翎说是班里一个战士向班长“汇报”，“认为王应洪可能有了超越了军队纪律所容许的行为。”除非王应洪真有这种行为或者表现了这样的思想，他的阶级弟兄绝不会完全根据个人揣度去向上级反映情况，可是根据作者所写的看来，王应洪最初并没有一点可指摘的地方。

　　〔二〕这是班长对战士的“教育”，还是“腐蚀”？还是班长自己爱上了那个姑娘？

　　〔三〕“在炮火下成熟起来”的金圣姬会不懂得战争，哥哥参加了保卫祖国的战争，嫂嫂被敌机炸死的朝鲜姑娘会不懂得战争！

　　这还不够，班长“爬进栗子树林进入这条小沟，替王应洪裹着伤，要他吃馒头，拿纪律来强迫他，哄他，又对他小声地说着话”的时候，班长会有这样的感觉：“这一切动作都好像在对他心里的金圣姬姑娘说：你看，我是要把他带回来再让你看看的，你要知道我爱他并不比你差，我更爱他，而且，你看，我决不是你所想像的那种不通情理的冷冰冰的人！”

　　这最后一句话不是赤裸裸地说明了班长王顺自己对纪律的看法吗？（所谓“冷冰冰”，正是敌人对於马克思主义，对於工人阶级的党性，对於革命人民的一切美好的事物的诬蔑。）是不是真有一个朝鲜妇女因为我们志愿军遵守纪律就把他们当作“不通情理的冷冰冰的人”？难道作者在朝鲜见过这样的姑娘？不然王顺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对他心里的金圣姬姑娘”道歉般地解释？路翎说“他心里的姑娘”，我们不知道指的是王应洪的心还是王顺的心？班长王顺这些时候来心里就一直不停地在想着那个金圣姬姑娘，所以路翎接着就写道：

　　“说来奇怪，他所耽心，所反对的那个姑娘的天真的爱情，此刻竟照亮了他的心，甚至比那个年轻人自己都更深切地感觉到这个。”所以王应洪把绣花手帕交给他的时候，他“展开手帕来看了一看，想了一想”，就又塞回在王应洪的口袋里去了。

　　“这手帕此刻竟这么有力地触动了他，使他又想起了金圣姬的所有的美好的希望。……在将来他们终归会给这姑娘奋斗出一个和平的生活来，她将要结婚并生育儿女……”〔一〕

　　注〔一〕照这种描写看来，好像王顺自己爱上了那个姑娘，怀着这么深的爱情。

　　於是在他和王应洪之间产生了这样的一段对话：

　　“你留起来吧。”

　　“不，这违反纪律。”

　　“我相信你，同志。留着吧。回去我汇报给连部，我想连部会同意你收下的……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哪个同志会批评你不对的。”

　　“我要这个没有道理呀，”年轻的侦察员坚持地说。

　　“你留着吧，”班长同样坚持地说。

　　这更说明了班长王顺对“爱情”和“纪律”的看法。

　　这还不够，在王应洪牺牲以后，班长还奉了团政委的命令去看金圣姬姑娘，把染了血的手帕给她，而且给了她“一张王应洪的照片”。

　　班长王顺为着他所念念不忘的“爱情”已经尽了他的一切力量，他不能够再做更多的事情了。他不但尊重这“爱情”，他还肯定了这“爱情”。他不把王应洪的照片寄给烈士的母亲，却把烈士的遗物交给了朝鲜姑娘，好像她是烈士的亲人，好像王应洪已经用“牺牲”打破了纪律似的。他甚至还想对姑娘说：“请你永远地记着他吧。”他还希望金圣姬永远地记着这“爱情”。

　　侯金镜同志说：“王应洪牺牲了，而同时‘鼓舞’他们前进的爱情也破灭了，故事结束时的感情就不能不是阴暗的。”路翎不同意这个意见。的确路翎在小说中告诉我们的是另外一种结局：“爱情”并没有破灭，它反倒因为王应洪的牺牲而成为永生的了。金圣姬会永远记着它，班长王顺也会永远记着它。这爱情永远是“鼓舞”他们的力量。班长王顺苦心经营的就是这个结局。那个“看见姑娘的笑容就高兴、但也因了姑娘的忧愁而有些不安”的指导员，那个“像哄小孩一样对王应洪耳语，把面孔通红的王应洪拉出来”唱歌给姑娘们听的指导员一定会同意这个结局。嘱咐王顺去把染了血的手帕当作纪念品送还给姑娘的团政委也赞美这个结局。因为这样的结局使得“爱情”战胜了“纪律”。金圣姬保存了王应洪的遗物，保存了染满王应洪最后的血的手帕，再没有人能把王应洪给她抢走了。笼罩着全篇小说的就是这样的“爱情”。但这样的“爱情”跟志愿军的指战员和朝鲜姑娘不会有丝毫的关系。在朝鲜战地上生活与战斗的人决不可能受着这“爱情”的支配。志愿军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感情中决不会搀杂有一点点这样的东西。但是通过这篇小说，路翎却让我们看见这样的“爱情”笼罩在朝鲜战场上，而且支配着我们指战员的思想感情。这一切是多么荒谬！

　　这里没有一点真实，这里充满了恶毒的谎话。路翎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理由很简单：他敌视和痛恨那些真实的东西，敌视和痛恨人民军队和正义的战争。他要作反革命的宣传，因此他就按照自己的反动的思想立场来“改造”现实生活里的人物，把他自己的反动思想装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让那些人说作者心里的话，遵照作者的指示而行动。用卑鄙的个人主义代替了集体主义，用腐朽的自由主义代替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感情代替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思想感情，用颠倒黑白的办怯来达到其反革命宣传的目的。

　　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真面目被揭露以后，作为这个反革命集团一个骨干分子的路翎的“作品”，是为什么人服务，是反对什么人的，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来源：《人民文学》1955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