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逮捕了反革命分子龚品梅好像搬去了压在我心上的大石头

　　八日晚上，我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召开的天主教人士座谈会。会上由负责同志向我们作了报告，他说，为了保卫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维护社会秩序，纯洁我们的天主教，政府再也不能容忍天主教内以龚品梅为首的那批反革命分子继续放肆下去了。他当时就向我们宣布公安局已依法逮捕了龚品梅等反革命分子。当我听了这喜讯之后，好像搬去了很久就压在我心上的一块大石头，我热烈地拥护政府这一大快人心的英明措施，感谢政府代我们爱国教徒消除了闷在心中的冤气。的确，自解放几年来，政府对教会非常尊重，处处加以照顾；但以龚品梅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始终坚决地抱着狡猾的不真诚的态度，抗拒和违反政府的法令，把政府的好心当作恶意。他们以为政府尊重教会是怕教会。他们说共产党是怕凶的。他们利用政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来向我们政府与人民得寸进尺地进攻，故意歪曲和侮辱政府的政策。例如，在一九五五年三月份我们圣母院育婴堂开展领养，使院内的孤儿能享受到家庭的温暖与父母的爱，这不是一件好事吗？但是当时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对我说：“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政府既然养不起这些孩子，那为什么要从我们手中抢去呢？”大家想想看，政府为着这些孩子的幸福，开展领养，这些反革命分子就出来破坏，造谣歪曲，说政府养不起这些孩子。人民政府能免费供给许许多多大学生和中学生读书，岂有养不起这几百个孩子的道理吗？以龚品梅为首的反革命分子还拉拢了许多青年作他们的牺牲者，他们甚至训练一批“公青”分子，来疯狂地向政府示威。例如在一九五四年，有一天根本没有什么占礼，但在徐家汇天主堂内不知举行什么大礼，是由龚品梅自己来主持的。我记得那天龚品梅坐着汽车前来，当他的汽车行到我们圣母院前面时，在大堂前的广场上就放起爆竹来，许多“公青”分子疯狂似地涌过来唱歌，呼口号，把整个交通都弄乱了。我看到这种情况，就觉得非常惭愧，为什么我们教会内现在会有这种情况，而且还有这种教友呢？更加使我不能了解的，就是龚品梅他身为上海教区的主教，为什么允许这些“公青”分子作出这种不合乎教友体统的行动呢？当时我是没有明了这一点的，但现在我的眼睛是擦亮了，原来“公青”分子的疯狂活动就是龚品梅自己指使的，像龚品梅这样的人难道还是代表耶稣的善牧吗？

　　以我本人来论吧，几年来帝国主义和以龚品梅为首的反革命分子给我的打击和给我受的冤气真是一言难尽。现在我只举其中一两件事实。一九五四年四月在我结婚前几天，我和我的爱人周承祺去见徐汇修道院会长梅乘骐，要求他代我们婚配（宗教仪式的婚礼）。梅乘骐就问周承祺说，你的对方是谁。周承祺回说是潘雪芳。当时梅乘骐就拒绝说，不婚配。周承祺问他为什么，梅说，对这个问题我们不加讨论，我们是准备牺牲一切来应付她的，要是潘雪芳要婚配，那她必须要向广大神长教友交代明白……。我听到了这些话当时很弄不懂，我想我又没有什么，为什么他们要准备牺牲一切对付我呢？对付我什么呢？当时我越想越不懂，但后来我认识了他这一句话的恶毒用意。他要对付的不是我一个人，因为我爱国爱教，揭露了他们的罪迹，因此他们敌视我，甚至说等美国人来了一定要把我捉到罗马去公审。但是同我站在一条战线上爱国爱教的人是很多的，可想而知他要对付的并不是我一个人，而是广大的爱国爱教的人民。他这种话证明他是甘愿与人民为敌到底的。几年来我受到以龚品梅为首的反革命分子的种种侮辱，说我什么不走正路呀，糊涂呀，我在这里真是一言难尽。但是我并不苦闷，因为我知道我所做的是对的，是正义的，真理终是要胜利的。现在我们是胜利了，我看到了光明。今天我所揭发的并不是上海教区的主教，我揭发的是反革命分子龚品梅。我希望广大教友们，对这一点要分清，今后一定要团结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周围，坚决与教内的反革命分子斗争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们一定要在政府的协助下纯洁我们的教会，使我们爱国爱教的信徒们都能自由地过宗教生活，自由地热爱自己的祖国，同全国人民一起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

　　来源：《解放日报》1955年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