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伪善者的真面目   <屠培林>   拿宗教外衣伪装起来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很善於装腔作势,他们想藉此蒙蔽人民政府,欺骗教徒群众,达到他们罪恶的反革命目的。可是人民的眼睛雪亮,广大教徒的爱国主义觉悟也在不断提高,谎言终被识破,一切西洋镜到底要拆穿。剥去了那件宗教外衣,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真面目现在已经赤裸裸地暴露在大家面前了。 ## 所谓“不问政治”   解放后,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口口声声说他们“只办宗教,不问政治”,而且从来就是“超政治”、“超国家”的。开始实行粮食计划供应时,洋泾区人民政府为了照顾教会制送“圣体”所需的面粉,特地通知天主堂派人出席会议,进行商量,以便了解具体情况后可以申请办理供应。但是这个堂在龚品梅的统一指挥下,竟然回信说:“神职人员革於教律,不能参加政治会议”。一九五四年六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处致函龚品梅,邀请他商谈关於参加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问题,龚品梅不但公然拒绝,在覆信中甚至嚣张地说什么“去年四月初曾电知钧处:‘凡不与教会有关事务,本人概不置喙’……想诸公当能记忆也。”   的确,上海人民并不健忘。过去上海天主教堂挂法国旗和庆祝法国国庆日,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在日本法西斯侵占上海时期,教会里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分子公然利用洋泾浜堂举行“日华阵亡将士追悼弥撒”,参加的不但有汉奸,还有日本情报机关的特务。国民党统治时期,上海天主教会里很多人对蒋介石非常拥护,对政治也非常关心。一九四六年,正是国民党发动内战、物价高涨、民不聊生的时候,全国人民都恨透了卖国贼蒋介石,而当时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惠济良在告教友书中,却称颂蒋匪是“天主赐给中国的‘天才’”,教会里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分子在伯多禄堂等处举行弥撒为蒋匪庆寿,还拍发电文祝贺。土山湾印书馆出版的一本教会小册子中,居然同蒋匪一唱一和,把当时人民生活的贫困、社会动荡不安和道德的堕落全部都推说是共产党所造成的,要教徒“恳求耶稣圣心赏赐早日消灭共产党”。一九四七年,国民党一手制造了假民主的伪选举,惠济良又叫教徒都出来投票,不但有神甫参加伪参议员的竞选,有人还号召家庭妇女要特别关心选举,否则就不是好教友。教会里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分子不但这样积极关心着国民党的伪选举,甚至还假洋泾浜堂为意大利的选举而祈祷。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上海各堂口为伪国大举行庆祝弥撒,假新普育堂举行庆祝伪宪法的大弥撒。   可是解放后,由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把持的上海天主教会忽然声称“不问政治”了。当全国人民一致热烈讨论保障人民自己幸福生活的宪法草案时,龚品梅忽然“概不置喙”了。解放前,龚品梅曾经写文章高呼过“法兰西万岁”,解放后他却阻止教徒连自己的祖国——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不准爱。当全国人民都为斯大林同志逝世而沉痛悲悼、停止一切娱乐活动时,龚品梅却赶去帝王堂参加美国间谍斐有文故意召开的宴会。广大教徒在解放后积极参加人民自己的爱国活动,龚品梅却认为这都是”犯罪”行为,说他们是“坏教友”、“坏神长”和“立坏表样”,以“停止神功”、“不给领圣体”和“绝罚”等来逼迫他们“悔过”!   为什么从前那样,解放后又这样了呢?现在一剥去了龚品梅反革命集团那件宗教外衣,就看清楚了!原来他们并不是“不问政治”,而恰恰是最热心和最积极从事於反对中国人民的反革命政治!他们所以万分仇视和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因为他们效忠於帝国主义和蒋匪帮!不讲其他,单说一件事:一九五三年国庆节时,榆林区的天主教徒在和平之后堂挂起五星红旗,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竟指使人非拿下不可,不准他们在教堂里挂国旗。可是几年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在逮捕隐藏在天主教会里的帝国主义间谍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时,有时除了搜查出武器、弹药和收发报机等东西外,还常常发现他们保存有很多蒋匪党旗、甚至美国国旗,单单在徐家汇耶稣会神学院一个地方,就曾查出二十七面国民党旗帜。龚品梅他们关心的是那一种政治,他们所期待和翘望的又是什么,就从这一件事来看,难道还不够清楚吗? ## “经济困难”真相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把持着的上海天主教会,在解放后忽然显得十分“贫穷”的样子,他们藉口“经济困难”,积欠了人民政府大量房地产税。当政府要了解他们存在的具体困难,一起商谈研究解决办法时,他们却又置之不理。一九五四年二月间,本市税务局黄浦区分局工作人员车寿安前去催缴税款时,刚跨进洋泾浜天主堂堂门,便被他们横暴地推出来,把门关上,还狠狠地说:“不许你进来!”上海天主堂出租的房屋分布於全市二十一个区,一共有好几千幢。这些房屋因年久失修,大半已列入危险房屋之列,有的岌岌可危,随时可能例塌下来,住在里面的居民们惶惶不安,夜不成眠,曾一再派代表要求业主加以修理。可是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只管收房租,不管万千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他们对税务局讲,因为要修房屋,所以付不出税;而对房客讲时,却又说因为要付政府的税款,所以没有钱修理危险房屋。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账房”沈增礼还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气说:“经济困难啊,教堂里现在没有钱……。”   解放后,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真的是“经济困难”吗?请看:   龚品梅的“顾问”兼“主教府财务委员会主任”——也就是“费特情报社上海中心站”的负责人、帝国主义间谍分子才尔孟,为了刺探我国家机密,曾经先后以旧币五百万元收买我黄浦公安分局的一个外事警察。   龙华区七宝镇刘君亮等两个恶霸地主在土地改革后被分了田,龚品梅深表“同情”,立即派他的骨干分子傅鹤洲送去旧币三百万元。后来因为刘君亮在七宝镇制造扰乱“有功”,龚品梅又奖励了他一笔钱。   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破获的美国政府间谍组织“第四十四海外观测队”案,主犯雷德蒙供述他曾经得到上海耶稣会“神甫”接济他活动经费。   抗日战争时期在河北“冀南剿共民军”中积极为日本特务木村搜集我军事、政治、经济情报的反革命分子范百禄,解放后潜逃在南京组织反动“圣母军”,继续进行破坏活动。一九五四年一月,范百禄来上海向龚品梅汇报工作,龚品梅发给这个反革命分子旧币一百三十万元,鼓励他回南京后继续扩展活动。   龚品梅给上海“公青”的活动费用更是巨大。他表示过:“如果需要任何数量的公青活动费,愿意随时拨付”。有一次为了大规模组织“公青”避静,进行反动思想训练,上海天主教会的幕后指使人、帝国主义间谍分子格寿平慷慨地拨付了钜额经费。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龚品梅亲自在帝王堂依纳爵厅主持全市大专学校“公青”分子的圣诞大联欢,不但招待几百个“公青”分子吃茶点,还赠送每人一件“主教礼物”,有绒线、棉毛衫、丝袜、手套、日用品等各种各样东西。平时连年过节,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更是经常以现款或买糖果、衣料、火腿、烟酒、年糕甚至儿童玩具等大批东西分送给反革命分子家属和被学校开除的“公青”分子,以示“慰劳”和作为“表彰”之意。   ……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有钱派遣反革命分子去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有钱支持“公青”分子去反对人民政府,而远在国外的帝国主义分子也源源不断地在以“弥撒金”名义暗中寄钱来支持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例如一九五三年十二月间,已经被我国政府驱逐出境的才尔孟,写信来要人转告龚品梅:“我经常关怀他的经济利益,告诉他在传教的彩票上,他已中了一个一万美元的头彩……。”一九五四年一月三十一日,才尔孟来信给龚品梅“五百台弥撒”,三月二十五日又来信“奉上龚主教弥撒五百台,每台七角三分”,四月十五日又来信要人转手“把五百台弥撒转龚主教”……。   这就是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经济困难”的真相。这次市公安局破获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时,在主教府和鲍斯高慈幼会等处都搜出他们私藏的黄金美钞。他们在暗中不断接受帝国主义分子从国外给他们的钱,他们自己平时过生日、做银庆毫不吝啬,他们更不断拨发大批经费从事於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可是他们却“没有钱”修理危险房屋,“没有钱”缴纳国税,一再叫嚣说“经济困难”。他们制造“困难”的用意就是企图煽动起群众对人民政府的不满,而把他们自己的罪恶活动掩蔽起来。 ## 究竟是谁的灾难   解放后,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猖狂地向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进攻,活动得异常忙禄和猖獗,可是嘴里却还不断对教徒叫嚣着“教难”“教难”。   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日,帝国主义间谍分子才尔孟为我公安机关逮捕,这对龚品梅说来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他亲自在“主教座堂”为才尔孟“祷告”。据龚品梅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傅鹤洲说:“才之被捕,主教如痛失左右手”。於是才尔孟的被捕在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口中就变成了“教难”。   一九五三年三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破获了田望霖、林仁利用天主教掩护进行间谍活动案,抄获情报底稿、各式密码本和密写药水等很多罪证,田望霖并且供出“主教府是我的情报主要来源之一”,使龚品梅大为震惊,於是连忙又欺骗教徒说是“教难”来了,叫嚣这是“共产党压迫宗教”。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公安局又依法将一批披着宗教外衣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的帝国主义间谍分子格寿平、翟光华、魏光廷、罗璋达等予以逮捕,缴获手枪、子弹、军用地图、蒋匪党旗、收报机和其他未及毁灭的各种情报底稿,这对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是一个惨重的打击,他们嘴上的“教难”也就叫得更厉害、更响了。龚品梅一面在教堂里亲自领导拜大苦路和举行九日祈祷,制造紧张气氛,煽动群众;一面唆使“公青”分子聚众骚扰,甚至公然提出“不退让、不投降、不出卖”的口号。   隔不多久,上海市内出现了以“公教青年报国团”名义张贴的、上面有国民党党徽的反动标语,公然希望“人民政府垮台”,希望他们“最敬爱的领袖”蒋匪“回到大陆来”,甚至还无耻地写有“美国政府万岁”。这些反革命分子在心急慌忙之中,竟然将他们和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卖国集团的亲密关系暴露了。正是这些口口声声叫嚣“教难”的帝国主义间谍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焦急地盼望着美蒋在中国大陆上复辟。   人民政府切实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新中国的宗教徒安居乐业,完全可以在教堂里自由地进行自己的宗教活动,政府从没有干涉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也从没有遇到什么“教难”。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要的究竟是宗教信仰自由呢,这是反革命活动的自由?   美国间谍分子翟光华已经供认:一九五二年十月的耶稣帝王瞻礼日,教会本来准备这一天要在帝王堂花园内举行盛大的宗教仪式,碰巧那时候有很多外国和平代表纷纷来上海参观,就住在邻近的锦江饭店里,龚品梅为了怕他们看到新中国完全有宗教信仰自由,特地命令把这一宗教仪式延迟一星期,等这许多和平代表离开上海后再举行。其目的就是要让国际友人认为“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而便於龚品梅他们自己制造“天主教在中国遭到了教难”的谎言。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破坏国家的用心和手段就是这样的毒辣!   不管反革命分子多么狡猾和会耍花腔,披着宗教外衣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终究被破获了。现在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真面目已经揭露,我们一定要彻底肃清这一罪恶集团,清除暗藏在天主教内的一切反革命分子,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来源:《解放日报》1955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