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剥削农民的龚品梅地主家庭来看龚品梅为啥反革命？

　　[《信鸽》半月刊 编者按：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被破获以后，激起了广大人民和广大教友的不可抑制的愤怒。连日来，上海市三万多教友分别举行大会，声讨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在这些大会上，这个集团的滔天罪行已遭到广泛的揭发，铁证如山，无可置辩，但是坯有一些天真的人们在问：为啥龚品梅这样坚决反革命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刊记者特走访龚品梅的家乡——川沙县唐墓乡第一村，查一查龚品梅的出身底细，原来这个反革命集团首恶分子龚品梅乃是当地一个大地主，这个龚家地主在农村中作恶多端。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被破获后，曾经遭过他家毒手的农民纷纷控诉了龚品梅地主家庭的罪恶，特别是龚品梅利用教会地位破坏土地改革的罪行。从这里，我们就看到龚品梅坚决反对革命的阶级根源。]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对於土地改革运动是极端仇视的，这个集团曾下令各地天主教友：“不得分地主的土地和财物”，“不得在公审大会上控诉地主”，并且还把天主教会的土地契约拍成照片，暗送国外说：“待人民政府垮台后，凭这些证据收回。”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是完全维护封建地主利益的。他们为什么采取这个立场呢？原来这个集团的首恶分子龚品梅就是地主。他们进行反革命的目的，就是妄想颠覆人民政权，使帝国主义和蒋匪帮复辟，可以重新骑在农民头上，残酷剥削农民，过着吃喝豪华的生活。他们是广大农民的死对头，也是农民教友的死对头。

　　龚品梅出身於川沙县唐墓乡第一村。他家是全乡最大的一个大地主。他祖父龚文辉是当地天主堂的董事，也是帝国主义欺压中国人民的爪牙。帝国主义分子鄂劳（法籍）在六十四年前就以传教为名来到唐墓乡，利用龚文辉等地主恶霸，建立帝国主义势力。曾有农民朱阿香在谈话中露出一点对帝国主义分子的不满，就被鄂劳和董事龚文辉要县官派人把朱阿香抓到川沙坐了一个月的牢。在这一个月中，每逢星期日，还把朱阿香戴着枷锁，前后心贴着罪状，送回来用铁链子锁在天主堂的铁栏栅上示众。龚品梅的父亲也做过天主堂董事，做过帝国主义分子“顺神甫”（法籍）的跟班（狗腿子），还做过为帝国主义分子所控制的上海新普育堂的账房。龚家还有一个女恶霸，绰号“雌老虎”，这就是龚品梅的母亲。龚品梅就是这样一些地主恶霸，帝国主义走狗的子孙。

　　龚品梅被逮捕后，唐墓乡农民纷纷控诉龚品梅的罪行。揭露他不但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是一个打着“救人灵魂”的幌子的残酷的吸血鬼。唐墓乡一村老农民徐月明说：“从前‘雌老虎’催租时经常说：‘我是代神父收租的，租米快点交，神父等着要用钱哩！’”龚品梅兄弟三房，土地改革前仅在唐墓乡附近就有土地一百八十七亩二分。除三十三亩雇工耕种外，其余分别租给三十八户农民，同时还用高利贷大量地榨取农民的血汗。这一切都是由龚品梅母亲一手经办的。

　　土地改革前龚品梅一家依靠封建的土地占有制拚命地剥削农民。不但通过地租把农民的劳动果实占为己有，而且用多报出租田亩，预收租金的办法进行额外剥削。农民龚复生租种龚家三亩田，实际只有二亩半。龚景梅娘租一亩半，实际只有一亩一。龚进明向龚品梅母亲租一亩半田，她说：“你先交租米我才租给你。”以后龚进明虽然预付了六十四斤租米，可是却没有租到田种。如逢歉收或农民生活困难付不起租米时，龚品梅母亲便要收回土地。老农民孙梦林控诉：他曾租龚品梅家里三亩田，有一年因棉花歉收，又因老婆生了孩子生活困难，欠十八元租金，虽然小麦已经种下，龚品梅母亲也还是硬把土地抽回去了，以后把田转租给土匪陆生才，因此孙梦林虽然没有收到小麦也不敢吭声。如果农民想在土地上做别的生产，龚品梅母亲便乘机敲榨。农民秦阿金想利用租进的土地做经布场，龚品梅母亲就要他每年每亩多出二倍的租米。秦阿金无法只得照出。

　　龚品梅的母亲“雌老虎”，还强迫佃户为她作奴隶似的劳动。夏天在棉田除草的时候，天一亮，她听着天主堂的钟声就派人催佃户到他自己经营的田里工作了。如有个别农民为了搞好自己田里的生产而不愿去，她就令使女把锄头拿到她的田里，自己还要去大骂一顿。龚复生和龚梅生的老婆都曾被她拿过锄头，受过她的骂。为她家工作时，她不放工，农民不敢回家吃饭。可是早晨要等龚品梅母亲吃饱了饭出来才放工，时间至少已到九点半左右了。放工吃中饭，要到十二点半以后，饭后马上就强迫农民下田工作了，直到天黑为止。晚上放工前，她总要催促大家“快做快做，一轰可抵一工”，最后把农民一天的气力榨完。龚梅生的老婆说：“在给龚品梅家里锄棉田的时候，龚品梅的母亲还常常下田催人家快点锄，弄得人家连伸腰的时间也没有。”可是就是这样地流血流汗，龚品梅家所付的工资总还要比一般低四分之一左右。

　　当龚品梅母亲叫农民为她割麦的时候，她分配的田亩，一定要农民保证一天中割完，因此一个人要做一个半人的生活，往往做到深更半夜还做不清。当地习惯割麦工资是按成分麦的，可是她为了多剥削一些却改发工资。龚品梅这一家吸血鬼，甚至对少年农民的剥削也毫不放松。一般十四、五岁的少年，在有些生活上虽然做得和大人一样，也只能拿到一半工资。女青年龚龙珍说：“这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龚品梅家里对待长工，更是像对待牛马一般。在龚家做过十二年长工的张云山控诉：他廿三岁在龚家做长工，一年到头常常天一亮就起来一直做到半夜，龚品梅母亲吃的是参汤、白米和鱼肉，他吃的是大麦饭和剩菜，并且一直叫他在放猫饭的桌子上吃。他这样吃苦受罪，也养活不了老婆孩子，在龚家做了四、五年后，就将一个四岁的小姑娘送给别人了。后来龚家做出“好心肠”的样子租五亩田给他，由他老婆耕种，租金由工资中扣除，可是除了租金，工资已所剩无几了。解放前三年，他实在活不下去了，只得要求停了工。头一年出来，他名义上虽然不做龚家的长工了，实际上仍要替龚家代种十五亩田，生活做不完，夜里在月亮底下种，有时还找临时工代龚家做，可是秋收时，龚家分了八分他只分到二分。结果比做长工还要苦。第二年不给龚家代种了，龚品梅母亲就强迫把一头老牛卖给他，只值六石米硬要八石。张云山要把牛拉上市估估价，她说“你如果不要，我的田就不给你种”，因此他只好忍气吞声把那头老牛买下来。他向人家借了六石米钱还了牛债，还欠二石米，又代龚家做了一冬一春的生活才算完。以后用龚家水车每年要付三百斤稻，借用龚家的牛棚、犁、草刀等农具要代龚家耕种十亩麦田，另外每天早晨还要到龚家做挑水、扫地、养猪等各种杂务，一直到解放为止。

　　龚家的高利贷剥削更残酷惊人。现在我们只要看老农民徐阿金的控诉就知道一般了。有一年徐阿金生活困难，想卖两亩田给龚家。龚品梅母亲说：“我家上辈说过的‘现银不买田’，你要借钱可以借给你。”徐阿金的二亩田原来要值二百元，可是因为他穷得没有办法，只得借了她五十元就把田押出去。从此他不但每年要交十元的租金，而且借来的那五十元还月月生息。五年后五十元就涨到一百元了，这时“雌老虎”就把这一百元作为地价把田买去。交约时，限五年为期，期满不赎，土地便归龚家所有。可是徐阿金到期赎田时，她却不给赎了，徐阿金到上海找龚品梅的兄弟龚胜梅讲理，龚胜梅就依仗龚品梅和帝国主义分子的关系威胁和欺骗徐阿金说：“方单（契约）放在徐家汇天主堂外国神父的铁箱里，外国人回国去了。”以后他实在无理可说，才写了一个凭据给徐阿金，让徐阿金把田赎回。次年徐阿金又另外付给他廿元，才把契约讨回来。这样，徐阿金借他家五十元，十年中连本带利，加田租，以及龚家最后的敲榨，一共就付出了二百廿元。

　　看！龚品梅一家就是这样一夥杀人不见血的强盗。可是这一夥强盗剥削农民的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终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翻身的人民摧毁了。这就是地主分子龚品梅仇视人民、仇视革命、勾结帝国主义进行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革命活动的阶级本性。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龚品梅和他一家破坏土地改革的情形。原来他家在唐墓乡附近的一百八十多亩土地都是在龚寒梅一个人名下的，可是在土地改革开始时，他家的土地却用兄弟三人的名字登记了。另外他家还送龚文奎土地二亩，送张云山土地八亩，收买他们叫他们不要参加斗争。在土地改革中，龚品梅一方面和帝国主义分子格寿平一起把地契拍成照片送往国外，一方面又利用他反革命集团分子刘季泽在唐墓桥天主堂造谣说：“现在地主受苦，将来能升天堂，把人家的东西当自家的是有罪的，地主被斗争天主知道。”来威吓农民叫农民不敢分田。土地改革后，龚品梅回家，住在天主堂，地主龚雪珍、龚丁氏去看他，他安慰他们说：“现在是魔鬼世界，不会长久的。”另外他家还指使原来在他家做过使女的银珍在土地改革后数次向张云山收租，但却被张云山拒绝了。

　　现在唐墓乡农民正在以解放后翻身的事实来驳斥隐藏在天主教里的反革命分子的谣言，广大农民听到反革命分子龚品梅被逮捕后都热烈拥护，七十二岁的老农民徐树堂说：“龚品梅和政府作对就是同我们老百姓作对，捉得好！捉得好！”

　　来源：《信鸽》半月刊1955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