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峰峰市委召开技术人员座谈会解决技术人员在“肃反”运动中的思想顾虑

　　<方凌>

　　【河北分社十七日讯】中共峰峰市委副书记王致道在为时两天半的技术人员座谈会上作最后发言。他分析了技术人员在肃反中的思想顾虑，要大家放下包袱，不要自寻烦恼。他肯定了大家提出的几点要求是很好的。并根据这些要求当场与参加座谈会的各厂矿党、政负责人商订一些办法：峰峰矿务局局长和所属各矿党组织，每周要有半天的时间来接见技术人员；每半个月或一个月各矿召开一次技术人员座谈会，专门听取他们的意见，处理他们的问题，和他们谈心。中共峰峰市委也决定每季度召开一次这样的座谈会；每月有一定的时间来接见技术人员。市委到各矿去检查工作的干部也必须有一定的时间来接见技术人员，听取他们的意见。

　　这些办法是根据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技术人员的要求订出来的。他们要求党、政领导同志能有一定的时间来接见他们、关心他们、和他们谈心。他们还特别提出今后分析事故的办法。他们认为出了事故，必须严格追查，保卫科和技术人员密切合作，先从技术上去分析。否则，保卫科的同志不懂技术，光怀疑什么政治历史不能解决问题。这样，如果一个没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在操作中出了事故，你也许会无从入手，他们认为保卫科和技术人员的合作，一方面可以提高保卫人员的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技术人员的政治觉悟。

　　会后，这些技术员们说：共产党还是信任我们的，并没有看不起我们，而是诚心诚意地帮助我们进步的。有的人当场表示：回去后一定安心工作积极改进技术，有的并当场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和改进技术的具体措施。有问题没有交代清楚的人也表示：回去后一定彻底交代问题。

　　参加座谈会的共一百五十多个工程师和技术员，约占全市技术人员总数百分之七十左右。其中有国营峰峰煤矿的采煤、机电、通风、设计及医务等技术人员六十二人，国营峰峰发电厂的技术人员三十六人，其余是钻探队、市基本建设局和地方国营小煤矿的技术人员。这些技术人员中，只有四、五个青年是纯洁的，别的不是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就是有亲属在台湾、香港或美国，还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联系。再有就是地主、官僚家庭出身，有亲属被镇压或受管制的。“重点人”没有参加这个座谈会。

　　有关厂、矿的党、政负责干部，也参加了这个座谈会。

　　就峰峰市全体技术人员来说，大体上可分为四类：(一)平常积极负责、历史上也没有什么问题的占极少数。这些人多为青年。(二)平常工作不坏，有些政治历史问题或成份不好的，在运动中顾虑很多的人，约占百分之七十。(三)有政治问题并有现行活动的约占百分之十五左右。(四)还有一少部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落后分子。

　　中共峰峰市委书记赵振中在会上报告了党对“肃反”运动的政策，根据技术人员所暴露出的思想问题作了分析，并广泛地请与会者发表意见。发言人争先恐后，非常踊跃。各自倾诉心事。

　　历史上有政治问题的人特别害怕保卫科的人在分析问题时联系政治历史，表现得心虚、悲观失望。峰峰煤矿主任工程师李星桥，(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参加过国民党)在这次运动中主动地交代出事变以前在四川一私营煤矿当矿长兼总工程师时，曾接受董事会的命令，镇压罢工工人(当工人冲向要害部门时，命令警卫开枪，打死工人一名，此事尚未查清)。他说：“我老了，怎么也不成了，退不了步啦。一些青年人眼看跟上来了，我呆不了几年也就完了。”还说：“有党员在时，咱少说。没用的话，咱不说。”还表示在技术问题上不敢负责。采煤工程师孟昭黎(曾参加过三青团)说：“事实上是两怕：你(指党)怕俺们破坏，俺怕你们怀疑。一出事故，保卫科的人一来，首先联系出身、历史，一联系准说你有政治问题，这个，我们也没话可说。我就是参加过三青团嘛，在那社会里有啥法子呢?反正我们没什么前途了，现在还凑活着用，等你们把赤色工程师培养好了，反正我们得下台。”过去积极提合理化建议、对生产机械有过不少改革的峰峰煤矿技术处的老技术员何××，(曾参加过国民党)在运动开始以前积极想办法，在割煤机上试装提煤机械，使它又能割煤又能装煤。运动开始后，他不安起来了，他想：“万一试验不成功，耽误了生产，工人使用时不小心，机器再有损坏，保卫科再一联系你参加过国民党，这就没命了。”他说：“我再一想开滦被崩掉了一个(指被枪决的破坏机器的反革命分子钟茵)，身上直出汗，连夜跑到二矿，下了井。一看工人没有试验成功，但机器也没坏，这才松了口气。得啦，收起来吧，别再试验了……”他还说：“我每次出去工作，必须叫一个团员或被领导上认为可靠的人跟着。这样，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好有个证人。像我这样的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得过且过。”

　　由於技术人员中有问题的人很多。他们互有戒心，尽量少打交道，以避免被别人怀疑。所以，甲提出的技术措施，乙不敢发表意见的现象也就随之而起，因而许多问题不能及时解决。该矿设计室主任李耀三(地主家庭出身，父亲曾参加过国民党)在东大井某一设计工程中出了错误，别人还未追问，他自己就先自扰起来说：“错是错了，反正我不是反革命，不是存心破坏的。”这个工程师平时很积极。但在运动中，显得畏首畏尾，不敢领导设计室的工作。青年团员、技术员张希礼是个自高自大的人，设计错了也不虚心接受别人意见。李耀三就不敢去进行批评和坚持正确的意见。结果使三矿的某一工程施工拖延了一个多月。

　　有些有亲属在台湾或香港的人，虽然本身没有什么大问题，也不敢大胆工作，总是躲躲闪闪地怕负责任，他们说：“万一出了错，人家说你和蒋介石有联系，那就要你的命啦！”因此，这些技术人员怕下井，怕下工地，怕让他们发表决定某一技术问题的意见。有人提出：“今后干脆你们(指党、政负责干部)说，我们照着做。这是再好不过的了。”

　　一个在峰峰煤矿第一矿任主管工程师的日本人高谷，在这次运动中有些害怕，以血压高、头疼为藉口，在医院住了十多天。后来该矿党委书记一查病历，并没有什么病。高谷一见党委书记来看他，也就趁机下台，表示“还可以支持”，於是出院回矿。这个日本人在抗战时就在伪满的煤矿上当地质工程师，后来日本侵略军征他入伍。他就随军到了山东一带，日本投降后，他就在山东某矿工作，一九四六年，峰峰解放后，他就被调到峰峰工作。他平常工作、学习很积极。他不愿意回日本而要求加入中国国籍(已报中央)，并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到一矿任主管工程师后，按照“一长制”和“工程师负责制”的规定，想当生产副矿长，但终因国籍等问题而不能如愿。因此，他对领导有些埋怨。他和一些住在日本的亲属还有通信联系。

　　来源：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1955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