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市高级知识分子在座谈会上的反映

　　<石坚>

　　【天津分社9日讯】天津市委书记处和市卫生局、文化局以及工业、交通运输等部门一些主要负责同志，最近分别邀请各系统较著名的高级知识分子举行座谈，就思想改造问题同他们交换了意见。

　　在座谈中，到会的人都肯定天津市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有很大的进步，在各项建设中也发挥了不小作用。有的人还讲述了自己思想转变过程，认为知识分子只有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

　　对有关问题的意见是：

　　(一)关於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安排问题一般是适当的，但也有部分安排得不妥当。南开大学副校长杨石先，他认识一个曾在国外搞无机化学的专家。高等教育部原来决定让这位专家去苏联搞研究工作，后来因为这个人社会关系复杂，被分配到军事部门搞物理。这个专家有意见，但不敢提。杨曾向高教部反映，高教部表示已调到军事部门无法再调回来。杨石先本人也很想专门搞科学研究工作，曾要求高教部调动一下，但未得到批准。南开大学教务长吴大任提出南大有三、四十名教师没有开课，其中除少数因肃反时发现有问题外，多数是可以担任教学的，他希望在一、二年内能使这些人有事可做。机电工业局工程师沈冠青提出：很多工厂正厂长是入城干部，副厂长是工人提拔的，工程师担任副厂长的很少，这样就影响工程师同厂长一起来考虑生产问题，他希望能提拔一些工程师担任副厂长。纺织管理局处长、工程师刘德心等还反映对知识分子的提拔不大胆，有些1949年毕业的大学生，现在仍在工厂里担任技术员，提拔为技师的很少。医务界产科专家俞霭峰等都提出，目前天津市有些医学上很有成就的专家不放弃私人开业，主要是因为公立医院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安排的不适当，如能适当加以解决，这些医师就会到市立医院来工作。

　　(二)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都提出某些党员干部主动团结知识分子做得不够，态度生硬，党群关系不够协调。天津大学副校长刘锡瑛提出学校中有些党员高级干部见人不点头，使人怀疑“他不理我，是否我犯了错误。”医院中有些高级医师说医院是“小闺女(指人事干部)作主”。工厂中有些高级技术人员反映有些党员领导干部对技术人员的意见不尊重。

　　许多人提出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太少。有些人提出入党要求很久，也听了党课，但没有得到解决。有些年老的教授认为自己年纪大，社会关系复杂，入党很困难。天津师范学院副院长李建勋提出：每到星期六共产党员和民主党派的成员都开会，“群众”无依靠，进步慢，有时只好自己暗地检讨检讨。有人看到刘仙洲入党后受到鼓舞。不少人对如何提高自己提出具体意见，有人希望给高级知识分子上党课，希望党员多接近他们。也有的提出多作些报告，特别是多报告一些国际时事问题。

　　(三)兼职多、会议多、行政事务多，因而影响科学研究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健康，也是比较普遍的反映。天津大学副校长刘锡瑛反映他事务事太多，太忙，不仅影响研究问题和学习，甚至影响到一些亲友也很少来往了。有的老教授因为科学研究时间太少很苦闷，认为这样“整天忙，没有进修，将来如果根据工作量评工资如何得了!”棉纺二厂副厂长、工程师李春篱反映：技术干部的技术工作时间仅占百分之二十——三十。有时一个人一天开五、六个会，有的车间主任四天不下车间，光开会。工程技术人员一天工作十二小时至十五小时。十分疲劳。著名的产科大夫林崧兼任好几个医院的院长，有时忙的连吃饭时间也没有，有时两三天不能到一个医院去。

　　(四)关於高级知识分子生活待遇问题，有些人认为比抗日战争前是降低了，但比供给制干部就没话可说了。学校中普遍提出青年教师、孩子多的教师生活比较困难。教师的住房太少，有的影响教师休息，备课，有的一个屋子住五、六口人，要等到孩子睡了以后才能备课。医师中有人提出薪金太低。

　　(五)有些高级知识分子提出要经常组织高级知识分子参观工厂、开阔眼界，组织技术学习、政治学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

　　来源：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