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漱溟是怎样欺骗人民的

　　<漆琪生>

　　梁漱溟自命是一个“学者”，是一个思想家，但实际上他却是带着这个假面具来欺骗人民。

　　先从他的文化哲学思想来看。他自以为是“唯物的”，“我未尝不唯物”，实质上却是大谬不然，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他那套“贯通中西”的文化哲学思想的基础，是建筑在所谓“意欲”上面的，“意欲”是什么呢?是“生活的根本”，是“欲望与情感”的统一。根据他的看法，人们的“知识”和“理性”的来源，既不是根源于客观的感性认识，也不是发因于思维的理性认识，而是产生于主观的直觉意识，也即是他所说的“意欲”。至于意欲为什么会产生?他认为是“人所本有”，“天所给的”。因此他不单因袭了中国古代的虚无幻想的“天人合一”的唯心思想，并且还传播了印度佛教“唯识论”的“非量”思想，同时也输入了西洋直观主义唯心论者柏格森和罗素的毒素，至于他的“生命在内”的主张，正是反动头子陈立夫的“唯生史观”的口吻。

　　他妄称从“意欲”表现形式的不同，世界文化可分成三大体系:一种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西洋文化”，另一种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再一种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认为西洋那种“向前要求”的个人主义“唯利是识”的文化，要向着“持中调和”的中庸之道的中国文化转变最后大家都将走到“超凡出世”的印度宗教文化方面去。他宣称“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并以中国文化的宣扬者和保卫者自居，竭力地宣传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儒家伦理思想，提倡封建主义的“中庸之道”，张“安分知足”，“屈己从人”，“妥协和谐”，说什么“人类生命是和谐”，“和谐之点即清明安和之心，即理性”，同时又倡导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主张“子女要朝”，“子妇要贞”，尊卑贵贱，上下有别，企图利用宗法社会的礼乐等级，来永远地驯服和压迫人民。他说:“中国文化之精英，第一是周公礼乐，其次乃是孔子道理”。像这样的文化哲学思想，完全是集中了封建的、宗教的、资本主义的各种唯心主义的大成，那里还有什么唯物的气味。

　　再从他对中国社会制度的理论来看，也是非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认为中国社会的结构特殊，“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而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在“伦理本位”的关系之下，人们结成为一种“义务关系”和“情谊关系”，于是“彼此礼让，力求相安”，地主农民可以和平共处；并且可以实行“通财之谊”，“共产之义”，“经济结构俨然有似一种共产”，“愈亲者愈要共”，“财产愈大，将愈为多数人所共”。像这样，中国早在二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已经实现共产主义了，今天就可以不必再谈共产主义革命和阶级斗争，这就是梁漱溟的用心之所在。同时他又藉着“职业分立”的理论，强调士农工商，“行行出状元”，“可以白手起家，富贵贫贱，升沉不定，流转相通”，“大家彼此都无可凭恃，而赌命运于身手”，要劳动人民“人人向里面用力”，“反省、自责、克已”，不要“向外用力”，进行阶级斗争。这根本颠倒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结构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科学真理，违反了阶级斗争的革命学说。虽然解放后他假意承认中国社会存在着阶级关系的对立，但其本心还是没有真正的改变，他说:“我现在觉悟到尽管中国社会有其缺乏阶级的事实，仍然本着阶级观点来把握它，才有办法”。又如“这些北方农村中尽管缺乏两面对立的阶级如欧洲中古者，但既有贫富不同，遇到机会亦可能裂开两面而相斗的。”这就可以看出他对于阶级关系问题，一方面假装承认，另一方面仍然反对，并没有真诚改过。

　　又从他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来看，他恬不知耻地自称“我何尝不革命”，竟自己称赞其三十年来所干的反革命活动，就是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好像他是一个“革命家”。首先，我们知道，梁漱溟数十年来一贯站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诬蔑中国共产党“杀人放火”，“与土匪差不多”；其次，他想利用他那套“乡村建设运动”来“替代共产党”，组织地主武装来“抵御共产党”；再次，他又捏造一套“共产主义不适合国情”的理论，瞎吹“俄国共产党要走的路走不通”，反对我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最后，他始终依附着封建军阀的反动势力，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反对农民群众的土地革命。尤其是他尽心竭力所搞的“乡村建设运动”，完全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的反革命和反人民的罪恶活动，采取“以教统政”的方式，从教育、政治和经济三方面来统治与镇压农民。

　　更从他对农民运动的主张来看，他大言不惭地夸谈是“代表农民的”，是“乡村建设运动家”，假藉着这个幌子四处招摇。实际上是怎样呢?他骂农民是“朝朝无知”，“不是革命的动力”，“倒是革命的对象”，而对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以及军阀官僚和买办阶级等人民敌人，他都不看成为革命的对象。他替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辩护，认为“中国离剥削尚远”，否定地主对土地的集中和垄断，曲解中国土地问题的关键，“问题不在土地”。假造历史事实威胁农民土地革命运动，“欲推翻者无不失败，即限制者亦收效甚微”。他主张农民对地主妥协，不要“伤和气，毁交情”。诋毁农民从事革命运动将“变成流氓”。此外，他还根据“阶级合作”的方针，把农民和地主一起组织“合作社”，标榜“以农引工”的口号，发展农村手工业，生产帝国主义工业所需要的原料，恢复农村原有的“自食自给”经济，替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所谓“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侵略政策。梁漱溟代表农民的方式就是如此，可是农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很清楚的认清了他那副狰狞面目，结果是他动“而农民不动”。

　　最后来看梁漱溟的政治思想。他自欺欺人地说他和国民党无关，和蒋介石无关，政治上很清白。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关于他的国民党党籍问题，他有这样一段自白:“我在国民党过去的历史上是有党籍的……不过在十三年以后便无我的党籍。照我自己的解释，我依旧算国民党人”。因此他在南京和陈立夫，在重庆和张群，都建立有很密切的关系，他在各地搞乡村建设运动，都得到国民党南京反动政府的支持。至于他和蒋贼的关系，由于他那套反对共产党和反对人民革命的理论与行动，正是蒋介石所急需，自然特加赏识，优礼相加。蒋介石所搞的那套“新县制”，就是采取梁漱溟的理论和办法。梁漱溟在表面上装作一副“王者之师”的清高面孔，好像只是投奔在韩复榘门下，没有投靠到蒋介石的脚下，这是一种骗人的花招。蒋介石在他的反动政权摇摇欲坠的时候，很需要像梁漱溟这样一个自命清高的“第三者”，来帮他办反人民的“党国大事”，韩复榘原是蒋介石统治下的一个地方军阀，替韩复榘服务，也就是替蒋贼服务，何况利用这种间接关系还可产生一种迷人眼目的幻影，更有利于蒋介石的反动政权的稳定。狡猾多智的梁漱溟很懂得这一点的，所以他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关系，并不是关系有无的问题，也不是被人利用的问题，实质上是梁漱溟为着要保护崩溃在即的地主阶级的利益，本来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老早就与国民党反动政权结下异常深厚的不解之缘，因此他在这个反动统治岌岌濒危的时候，手拿团扇半遮羞脸地挤上前去，挺身保驾，这即是他老奸巨猾的地方。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梁漱溟的思想和行动，都是具有极其恶毒的反动性与欺骗性，他那套封建主义的唯心理论，自始至终是替地主阶级、封建军阀、官僚买办及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一贯地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肯老老实实地改过自新，为人民服务。我们必须严肃的揭穿他的欺骗性，彻底的加以批判。

　　来源：《文汇报》1955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