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仇视什么？鼓吹什么？——驳胡风的所谓题材论

　　<王若望>

　　胡风提倡到处有生活，到处有题材。抗战时期他反对作家要到前方去，他给投笔从戎的文化人加了一顶帽子，叫做“前线主义”；他强调“灰色战场”（指国民党统治区的后方）非常重要；一方面他又宣布：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要想深入工农兵是办不到的。谁这样要求就是“不问时间、历史和条件”，既然每个人都在生活着，每个人都能走入历史的深处，又何必非要深入工农兵呢？总而言之，他的“到处有生活”，不过是一个幌子，只是为了安慰那些向往着斗争生活和重大题材的作家们，要他们心安理得地回到胡风所看中的“袖珍小宇宙”（胡风语）里来。所以，“到处有生活”只是胡风哄人的口号。把作家限制在胡风所热爱的小天地里，对抗毛主席要求作家深入工农兵生活的号召。这才是他的实质。事实上，由於各人世界观的不同，对客观的现实题材，他总是有所歌颂，有所排斥；有他的憎，有他的爱。胡风的“到处有生活”，决不是一视同仁的纯客观。我们来挖掘一下，胡风究竟热爱什么样的小天地，在他的小天地中究竟是什么货色，是能够帮助我们剥出他的灵魂的真面目来的。

　　胡风爱什么，歌颂什么呢？概括起来有五点：（一）他爱原始的生命力和求生的野性；（二）他爱精神奴役的创伤、痉挛性和疯狂性的人物；（三）他爱自发性的个人反抗；（四）他爱最平凡的事件，最黑暗的生活；（五）他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一）他在“为了明天”一书中，谈到人类求生的卑微的感情，是一切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革的推动力，他把这说成是“求生的野性”（“为了明天”六○—六一页）。

　　根据他这个文学观和历史观，他给路翎的第一部小说“饥饿的郭素娥”做了序，说“郭素娥用原始的强悍碰击了这社会底铁壁”，“郭素娥扰动了一个世界”，而路翎对这部小说的主题所做的说明中也说：“我企图‘浪费’地寻求的，是人民的原始的强力，个性底积极解放。”

　　总而言之，凡是表现了盲目的挣扎和蛮性的反抗的东西，胡风的主观便像磁铁一样，立即和这种“现实”拥抱起来了。

　　胡风没有写过什么小说，他喜欢怎样的题材只能从他的文艺批评文字中看出来。但在他的“半命村断想”一文中，胡风特别引录了他喜欢的三个小故事，一个是十三四岁的小女孩，被叔父逼嫁给恶霸，这女孩第一次自杀未成，后来又不断地要自杀，最后胡风写道：“她后来终於如愿地死了。”第二个故事是一个女人被她同居的朋友出卖给两个男子，串通着帮他们强奸了她。这女子想报仇杀死那个朋友，她自己反而受到谋财害命的反击；第三个故事是一个学徒，由於老板冤枉了他揩油，他留下两封绝命书跳江自杀（参看“在混乱里面”二二九页）。

　　这第二个故事，和“饥饿的郭素娥”是同一个轮廓。也许，路翎的那本小说也是在胡风的启示之下塑造出来的吧！

　　这些人的自杀或被杀，胡风都把它看做是“求生的斗争”，而且把它提到这样的位置：“这些当然是所谓小儿女的故事，上不得台盘的，但不是正可以告诉我们，中国人民在怎样生活着，凭着什么生活着么？不有小儿女底这一类对於生活的操守，那大家所愿意歌颂的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志士们又从哪里出来？”

　　资本主义在它没落的时期，在文学中也产生了这样一种流派，即宣扬绝望的人生、悲观厌世主义，并描写卑微的人物的徒然挣扎（即胡风所谓原始的强力所做的求生的斗争），挣扎的结局必然是自杀或被杀。他们拿这样的下场来暗示读者：社会原是铁壁，你胡冲乱撞干什么？在俄国，阿志跋绥夫，L·安得列夫的作品，就是宣扬着这样的哲学。而杜思妥也夫斯基在好多作品中，也是宣扬着这个最有害的思想。高尔基都曾尖锐地批判过他们。

　　宣传悲观厌世的作品，加上宣传个人复仇的凶杀以及侦探小说，被半饥半饱的工人们所吸收，高尔基说这是使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发展迟缓的原因之一，是资产阶级特别喜爱和提倡的文学。胡风热爱“求生的野性”和“原始的生命力”，正是引导人们在动物底本能里去寻找“真理”的一种图谋，是资产阶级文学的一支末流。

　　（二）胡风三番四次地宣扬他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说什么：“如果离开了这个除了这①以外，绝对不能是其他任何东西的实际的活的内容，那还有什么‘客观对象’的人民，作家去和什么结合，又能学习什么呢？”（“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一八页）

　　注①：指“精神奴役的创伤”。

　　诚然，在一部分劳动人民中，由於受了统治阶级的思想毒害，会表现出他们的落后的方面，胡风所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大概是指的这一点。当人民处在不觉悟的状态下，作家既然要反映现实，在他们的笔下，把这种落后的人物作为主要的人物，那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可是，胡风从全国正在进行抗战的时期，直到全国解放以后的现在，仍然抱残守阙地恋恋於“人民的不觉悟”，而且指斥别人，如果不写出人民的不觉悟就是不真实。我们要问：胡风所追求的究竟是五四运动以前的真实还是近三十年人民走上革命斗争的真实呢？

　　列宁在“论大俄罗斯人底民族自傲心”一文中写道：“我们记得，献身於革命事业的大俄罗斯民主主义者契尔内舍夫斯基在半世纪前说过：‘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些奴隶。’公开的和暗藏的大俄罗斯奴隶（对沙皇专制制度尽忠的奴隶），是不喜欢回忆这些话的。而我们却认为这是本着真正爱国精神所说的话，是因感慨大俄罗斯民众中间缺少革命性而吐露的爱国心情。当时在民间还缺少这种革命性。现在这种革命性虽也还少，但总算是已经有了。我们满怀着民族自傲心，因为大俄罗斯民族也造成了革命阶级，也证明它能够向人类作出争自由争社会主义的伟大模范，……”（“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八九七页）

　　俄国由於已经有了革命的阶级，虽然革命性还少，但列宁就看出了这个革命阶级能够向人类作出争自由争社会主义的伟大模范；这是已经被历史证明了的科学的预言，这是从列宁充分认识革命阶级的潜在力量而产生的自信和自豪。如果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那个时代说俄罗斯上上下下都是奴隶是符合爱国精神的；那么在列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即一九一四年，如果还把俄罗斯人民当成奴隶，那就是诽谤俄罗斯人民了。如果还为“奴隶地位辩护掩饰”，列宁说：“却就是理应受到忿恨，鄙视和憎恶的下贱东西了。”

　　我们总是要求作家走在时代的前面，把新生的，即使是在萌芽状态中的事物迅速地反映出来。

　　由於作家敏锐的观察，他总是预先发现到刚刚生长的新人，新的社会力量。虽然，这种新人，当时还是很少的，新的社会力量还只是在胚胎状态中，当他把这些新人新事物迅速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并以此来和腐朽对立起来，并无情地鞭挞它。这种作品就获得了“时代”的先导的意义。

　　胡风的所谓精神奴役创伤，从抗战时期一直唱到一九五四年三月（写他的意见书的日期）还不肯停止，除掉说他想蒙住作家们的眼，看不见人民的进步，存心把人民的落后标榜为永恒的东西，藉以诽谤人民外，还能再有什么解释呢？

　　他口口声声把主观、公式主义扣在别人头上，殊不知他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这个公式，正是要把劳动人民的精神状态划一到奴役创伤里面去。

　　在一九四六年时，胡风就曾专门写了一篇论文叫做“在疯狂的时代里面”（“为了明天”一一页），说什么统治阶级疯了，农民疯了；教授和知识分子也疯了。唯一救治疯症蔓延的办法，只有加强主观精神之类的话，来阐发他这个疯狂的历史观；这一切，都可以鲜明地看到这位理论家的思想的主线。

　　在农民中，是有被封建阶级压迫得发了疯的人，我们不是绝对不应该写他；但我们不能像胡风那样，把疯子看做社会压迫的典型，而且夸大为多数农民被逼疯了。照胡风的路走去，那么，写农民就非写疯子不可。这种说法实在只能算做“疯话”。

　　列夫·托尔斯泰评论到杜思妥也夫斯基的“白痴”说了几句极深刻的话，对於胡风之类崇拜疯狂性的人是颇为恰当的，他说：“达本书里最坏的地方却是麦席金亲王是一个害癫痫病的。……杜思妥也夫斯基没有勇气把他写成一个健康的人。并且他素来就不喜欢健康的人。他相信既然他自己是个病人，那么整个宇宙也应当生病……”（高尔基：“回忆托尔斯泰”三一页）

　　是的，由於胡风素来不喜欢健康的人！他自己是个病人！他就要求文学一定要表现和歌颂痉挛性和疯狂性，以此来抗拒描写劳动人民中的健康的、新的人物。奇怪的是，竟还有些人跟踪着他，按照他的“社会压迫的疯狂的典型”，在他们的小说和剧本中塞满了歇斯特里的疯狂人物。可见这种谬论，如果听其流布，那是非害死文学、害死作家不可的！

　　这种宣扬疯狂性和痉挛性，并不是生理现象，而是社会现象。按照阶级斗争的规律，当垂死的阶级固执地向先进的阶级作斗争时，它就再也不能诉诸於理性，必然表现出一种疯狂性和绝望的痉挛，这一点，从他最近对党、对文艺运动所进行的猖狂的攻击，就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三）胡风提倡“发现并反映这个自发性①正是不幸置身在只有依据它才能开辟生路的大‘泥沼’里面的作家们底庄严的任务”（引自意见书一○三页）。胡风所常说的“野性的求生斗争”，“夺 取生路的斗争”等暧昧的字眼，实际只是一个概念：即被压迫者个人的盲目挣扎。前面已经扼要地介绍过他喜爱的三个小故事，及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等小说中的人物，这些人物的结局总是自杀或被杀，或者带着奴役的创伤去迎接死亡，或者是几次想自杀而终於如愿地死去……。在胡风看来，把这样的人物和性格涂抹上美化的颜色，称之为夺取生路的斗争，便可以贩卖他这套私货了！可是我们要说：这样的求生斗争是通不到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去的。按照达尔文的学说：连单细胞动物也在时时刻刻进行求生的斗争咧！求生的斗争如果不和特定的历史、社会、阶级结合起来考察；那么，垂死的阶级所进行的斗争也不妨称做求生的斗争。我们的敌人也是乐於采纳这样的口号的。

　　注①：即工人、农民的无组织无领导的自发斗争。

　　胡风硬说：这样的把“自发性的个人反抗要求反映出来，那不正是为了把读者底感情和认识诱发到、组织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羽翼’下来么？”

　　群众的自发斗争，不是没有可能诱发到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羽翼下来，但必须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必须有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如果离开这两个基本的条件，自发性斗争是不能走上自觉的道路的，是只会诱发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然而，胡风提倡的自发性斗争恰恰是和他的一贯反对“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反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纠结在一起。那么，胡风立意要把读者的感情与认识诱发到资产阶级的路上去，不是更为明明白白了么？

　　胡风既然把农民评价为“只是在玻璃窗上瞎碰乱撞的苍蝇”，把现代的工人评价为“容易变成流浪汉的命运”（见“希望”一九四六年第三期编后记）这种十足的资产阶级看待劳动人民的观点，怎能指望他看到人民中的自觉，看到人民精神中的纯洁和崇高的品质呢？

　　问题是十分明白的：躺在“大泥沼里”是看不清什么是自发或自觉的，只有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觉的高度来描写自发斗争，让读者认识到仅仅依靠自发斗争，不能取得胜利，或者描写党的领导如何从人民的自发斗争，逐渐提高到自觉的有组织的斗争，那才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胡风坚决只要前半段，不要后半段。不仅如此，胡风昂扬着他的前半段的实质正是为了反对“自觉的有组织的斗争”，正是为了顽强地抗拒党的领导，正是不愿意看见近三十年来党所领导的斗争，如何改变了历史的面貌，如何使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事实很明显，如果按照胡风的理论去进行艺术实践，那么，我们的作品中只能看到个人复仇的凶杀案，只能看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义士；只能看到原始野性的草莽英雄之类，其结果，只是贬低文学的巨大政治意义，抽去文学中的党性。

　　在工人阶级取得全面胜利的今天，胡风竟然还在执着地提倡“文学必须反映人民的自发斗争，这是生活在大泥沼里的现代作家的庄严任务”，想来想去，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胡风竭力要把现代的作家从党的周围拉开，从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上拉开，以便跟着胡风一道去发扬盲目的自发的对党、对人民的抗争！

　　（四）在谈到文学的题材最重要的是最平凡、最黑暗的生活，胡风夸夸其谈地从人类的历史找出证明，他说：“如果不是在睁着眼睛睡觉，还记得人类底斗争总是从‘最平凡的事件’和‘最停滞的生活里面’发展出来的，今天的最不平凡的斗争力量也还得依靠从‘最平凡的事件’和‘最黑暗的生活里面’启发出力量来响应。……”（“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一一页）他在评论“松花江上”这个电影，用的调子也是这个调子：好就好在它仅仅表现了平凡的日常生活，后来他在评论“偷自行车的人”这个电影，又用的他那个老调子：好就好在它没有什么政治斗争，表现的是最平凡的事件。

　　文学中要不要写日常生活？要的。但文学决不能把所谓平凡的日常生活作为中心，我们所要写的日常生活，应该是指的创造性的劳动生活，围绕着它，也写到人们的家庭，恋爱等生活。即使描写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生活，我们也不是描写他们的平凡生活，而是要把劳动人民的受压迫的处境突现出来，选择典型的事件，典型的环境，从而突出典型的人物。并描写劳动人民的斗争和劳动。胡风所竭力提倡的什么平凡的日常生活，只是为了和“文学应当描写重大的历史题材，表现群众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这一正确的提示对抗，巧立名目。胡风所标榜的东西只能是那种自然主义地描写小资产阶级的身边琐事。在这上面，胡风恰恰是排斥典型的。为什么最平凡、最黑暗的生活是一切题材的出发点呢？他宣称：“并不是说有些人是典型，有些不是；不，在历史现实里面，任何一个人都是典型。”（“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一一页）既然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都是典型，既然“一粒砂就是一个世界”。那么，最平凡最黑暗的生活也应该是典型了！这就是他的逻辑。这种见解原是从“到处有生活”那里翻出来的谬论，并且是和胡适的“芥子里藏着大千世界”的论点是共同的。“典型问题永远是一个政治问题”，那么，决不是恒河砂数的每一粒砂都可以成为典型，必须从政治的利益出发创造典型人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选择和创造典型人物，必须从阶级的群众中发掘或集中典型的性格；即使像特写那样写真人真事，也是由作者在实际生活中经过选择，选出突出的人物和特定的事件。我们绝不能效法胡风，把身边的任何人，信手拈来当成典型，并且还要戴着黑眼镜专找最平凡、最黑暗的事物。胡风在这里正是取消和贬低了典型的政治意义，把文学庸俗化，并给那些宣扬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平庸生活的作品找到辩护的根据！

　　至於写光明与黑暗的问题，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做过解答：“‘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个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

　　在胡风那里，倒不是一半对一半的问题，而是一切要从“平凡”和“黑暗”出发。我想这只有惯於在黑暗中生活的枭鸟才能唱出这种歌声。正是由於这种观点，胡风对於歌颂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知识分子的作品，对於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观点歪曲了工人或农民的作品，才热烈拥抱、力加歌颂，例如在他主编的“希望”一九四六年三月号上，刊载了三篇小说（其中一篇是路翎的“两个流浪汉”），几乎全都歪曲了工人的形象。但他在编后记中还先发制人地堵住批评家的口，说道：“所以把这样的三篇小说收在了一起。当然，这些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工人，然而，中国工人，绝对大多数是从农村来的，而且又负着容易变成漂泊的流浪汉的命运。在这几篇里面，我们看到了苦痛，斗争，以及一些什么在他们生活里面蠢动着的精神倾向。把劳动者看成都是动物性机器，这恐怕只有精神贵族们才能够做到的。”（见“逆流的日子”一九五页）

　　这就是他对“中国工人”的评价：容易成为流浪汉，不是严格意义的工人；生活里面有什么东西蠢动着。谁要不同意胡风的结论，帽子早就预制好了，谁就是把工人当动物性机器的精神贵族！

　　不能把胡风一贯保卫这些作品，并为之捧场，仅仅看做是小集团的感情，应该看到他是为了给资产阶级反动的侮蔑人民的文学争取一席地位的图谋！

　　我们简要地检查了胡风所出卖的货色，检查了他的灵魂所热烈拥抱的东西，这些东西便是：宣扬人生的绝望，动物的兽性；宣扬没落时期资产阶级变态的疯狂性和痉挛性；诽谤人民是永恒的落后；诽谤中国工人是流浪汉；精神的蠢动状态；一方面竭力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捧到天高。这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完全是相反的东西。但胡风硬说只有描写这些东西才是现实主义，岂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吗？

　　从胡风身上，我们发现了由於他全盘承受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用“卑微的感情”，“原始的求生”的追求去生活，既脱离政治，又脱离实际斗争；把自己封闭在极端个人主义的“袖珍小宇宙”中；“现实”在这样的人的头脑中反映的，就不能不是上面所列举过的被扭歪了的，黑暗的，悲凉的，绝望的现实。唯心论永远不可能正确地反映现实，认识现实：他既看不到人民的自觉斗争，也看不到我党所领导的全国规模的革命斗争；看不到工人农民的革命力量，而他正是竭力反对作家深入工农兵，不必进行思想改造；因此，胡风就永远看不到光明所在，看不到正面人物，只看到黑暗和精神奴役的创伤。胡风这一典型例子证明了毛主席一再强调的至理名言：“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五二二页）胡风不仅不愿与工农民众相结合，而且公然向工人阶级，向共产党展开狂妄的攻击和诽谤，并在群众中散布其有害的影响，企图把作家和读者，同时也是把文学引导到资产阶级的悲观厌世，绝望，阴暗的死胡同里去，这是我们所绝对不能容忍的！而这也正是我们必须和胡风的唯心主义思想作坚决斗争的原因。

　　来源：《文艺报》1955年第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