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   <黄药眠>   读了“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以后,我认为胡风的这些意见是直接和今天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所规定的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相对立的。他企图以个人主义的唯心论的文学观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学观。他抹煞马克思主义学习的重要意义,用诡辩的形式反对思想改造,甚至狂妄到要求党放弃领导,以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文学思想来作为当前文艺运动的准绳。   胡风的反动的文学思想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所谓“主观战斗精神”的问题。我这里也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在我们看来,文学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为了要反映得真实,我们就必须深刻地了解现实,抓住它的本质,掌握住它的规律。但是如何才能抓住本质掌握到规律?这不能不首先是阶级立场的问题。同是反映,作家的阶级立场不同,其所反映出来的东西也就不同。反动作家根据他的反动立场去观察世界、认识世界,自然他就只能是歪曲现实。工人阶级的作家根据科学的进步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世界、认识世界,自然他也就有可能充分反映出客观的真实。当然,文学是通过形象来反映的,它有它的特殊的规律,因此要写出真正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作家还需要深入生活,了解各种各样的人,体验各种各样的生活,同时需要一定的技巧,需要尽可能美好的形式。但是作为最主要的关键,不能不是立场问题。所谓写真实的问题,最后也不能不归结到立场问题。   我们说革命的文艺是客观世界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所谓革命作家的头脑,在我们看来,就是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党的立场,党性的立场,党的政策的立场,就是对於生活、对於人的广博而深刻的经验和体验,以及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为社会主义的理想而斗争的热情。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写出正确的典型形象。通过这些形象,作家既反映出客观的真实,同时又表现出阶级和集团的美学理想。   但胡风不是这样提法的。他认为文学要能够写出真实,首先就必须提高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   什么是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胡风对於他这个关键性的问题是答覆得相当含混的。胡风是一个狡猾的诡辩家。他对於他手中的法宝“主观战斗精神”,有时是作这样的解释,有时又作那样的解释。给人追间得紧了,他就常常由这个解释躲到另外一个解释,或再由另外一个解释躲进第三个解释,中间更引用一些革命导师的话,这样就使得读者们很难了解他的主要论点。   为了扫清这种似是而非的谬论,我现在试把胡风对於“主观战斗精神”的各种解释都加以揭露,使大家对於他的反动的思想本质更容易明了。   什么是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一种解释是过去的舒芜在“论主观”里面的解释。他认为主观乃是“大宇宙的进化的本性的结晶和‘社会’的统一体”,又说“人类带着本来的自然生命力而结合为社会,自然生命力一碰到社会的结合,就和社会的因素有机的化合起来,变质而成主观”。舒芜这篇文章,曾经为胡风所十分赞许,而且在胡风自己的文章里也有不少“生命力”和“自我扩张”的说法。由此可见,舒芜的主张也不能不就是胡风的主张。   显然舒芜和胡风的这种主张与马克思主义是背道而驰的。原来照他们的意思“主观乃是宇宙的本性,生生不息的天心”,它是通过社会来体现的,通过作家来体现的。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作家并不是阶级的耳朵和眼睛,作品的思想也并不是被社会集团意识所决定的,而只是宇宙的本性或是心的体现(或者是肉身化)。你瞧,这难道还不是赤裸裸的唯心论吗?   其实,胡风们的这种谬论,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发明,我们且不必追溯到柏克莱或尼采罢。就是那个曾经为反动派胡适所提过名的反动哲学家柏格森也曾这样主张过,胡适说:“这个宇宙本来是活的,他有一种创造向前的力,——柏格森叫他做‘生活的冲动’——不断的生活、不息的创作。”〔一〕你瞧,过去的舒芜所主张而为胡风所称赞的所谓主观乃是宇宙活力通过社会来体现的学说,不正是和这个反动哲学恰好相同吗?   另一个个人主义的唯心论的文学理论家日本人厨川白村也曾经有过同样的主张:“我们的生命,本是天地万象间的普遍的生命。但如这生命的力含在或一个人中,经了其‘人’而显现的时候,这就成为个性而活跃了。……个性的表现,便是创造的生活了罢。”〔二〕你瞧,这和舒芜所主张而为胡风所赞扬的主观乃是体现大宇宙生生不息的天心不正是有其相同之处吗?不过舒芜稍为聪明一点,他把这个“天心”加上一个“通过社会而显现”罢了。   注〔一〕“胡适文存”二集,二七三页   〔二〕“鲁迅全集”第十三卷,二四页。   胡风在批评“文艺报”的发言中,好像对於胡适派的文学思想也是深恶痛绝。但胡风和胡适,在哲学思想上却也并不是没有血缘关系。胡适说,“感情乃是动作的自然反应”〔三〕,而在“白话文学史”上他更常常说这是一种“白话文学的冲动”〔四〕。胡适的这种主张岂不是正和胡风所主张的“生命力的冲动”与“感情的爆炸”有相同之处吗?风笛的长短虽然不同,但吹的调门却是一样的。   注〔三〕“胡适文存”一集卷二,一三二页。   〔四〕“白话文学史”一三二页。   我们说文学要反映客观,反映出客观的规律,但胡风却在那里主张文学是个人的冲动,心的肉身化。如果这还不是唯心论,那世界上还有什么唯心论呢?   这种文学理论的危害性是很显然的。它引导我们不去注意研究客观现实,不去随时检查自己的立场,它错误地引导我们离开客观现实的条件和斗争而去注意培养作者个人的“主观”或“心灵”重视个人的冲动的感情,把小资产阶级的傲慢狂妄看作为“革命”。   可是诡辩家的胡风是会另外有一种解释的。他会说,我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并不是这个意思,我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乃是说作品必须通过作家个人的革命思想意识的意思。那也就是说,他是从创作论来解释他的主观的。   不错,我想我们从来也没有人否认过作家的创作必须通过作家个人的思想意识,我们说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也正是为了提高我们的思想意识;我们说我们要深入到生活斗争中去,也正是为了要丰富作家的体验,增加作家对事物的表象的积累,和提高他们的战斗热情。但是我们和胡风不同的就是:我们认为作者思想意识的提高是要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通过革命斗争生活的锻炼。这是一般的规律。作家的创作实践当然有特殊的规律,但这个特殊的规律是在一般的规律指导之下的。甚至我们也承认有些个别作家可以通过他自己的曲折的道路慢慢的走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我们绝不能因此就否定这一般的规律,要作家们都舍弃康庄大道而专门去走羊肠小径。但胡风不是这样。他把特殊规律和一般的规律对立起来,企图用个别现象来推翻一般的规律,唯心主义地、形而上学地空喊着提高主观战斗精神,提高作家的人格力量。   不错,创作的时候,作家之所以描写这个对象而不描写那个对象,是由於作家对於前一个对象有着一种和这个对象相对应的精神状态,只有有了这种精神状态,作家才能吸引住这个对象,并通过这个对象来表现出他所代表的阶级的社会理想。但是这里问题是,这个对应的精神状态又是怎样来的呢?   马克思早就在“神圣家族”里面指出过,人是社会化了的人,人的感觉是人化了的感觉,所以人的精神状态,乃是由阶级生活来决定,阶级斗争来决定的。当然同属於一个阶级和阶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但就是这些个性也是因各人的天赋气质,而为具体的生活经历和教养所决定的。   因此,就是作家的内心世界也是有客观的规律可循的。   比方说吧,在我们创作的时候,必然有许多表象在心里涌现出来。什么叫做表象呢?表象是“藉着感觉与知觉的帮劲,并以感觉与知觉为基础间接地反映客观世界底对象与现象”的。“表象也像感觉与知觉一样,乃是客观世界底主观的形象。”“表象与感觉和知觉不同,它是当时感知不到的而在过去曾感知过的对象底直觉形象。”〔一〕这样看起来,表象是受作家所已感知过的东西所制约的。   比方说吧,在创作的时候,我们总不能不有赖於想像。但想像又是什么呢?捷普洛夫的“心理学”里,对於想像曾有很好的解释,他说:“想像的活动永远是由知觉所得来的那些资料的加工和改造。”又说:“……想像的创造工作是把那些积聚在作家内部视线之前的清晰而活跃的形象发动出来的。一个艺术家就是在这种形象上工作着,渐渐把它们改变成符合於自己的创造的企图。”〔二〕   现在我们再来谈一谈直觉吧。文学的创作是常常要谈到直觉的形象的。那么什么是直觉呢?H·A·舒斯廷在他的“巴甫洛夫学说中的决定论原理”中,曾这样说:“巴甫洛夫认为事实底深刻认识,经验底逐渐积累,应该是直觉的、即‘突然的’,‘意外的’发见某种现象底解释的先驱,没有它们,是不可能有任何直觉的。这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直觉观。巴甫洛夫不是偶然地反对现代唯心论的资产阶级哲学底变种之一——直觉主义的代表人,即柏格森底‘妄诞的哲学’的。”〔三〕   注〔一〕“巴甫洛夫学说与儿童心理学”二一八页。   〔二〕捷普洛夫:“心理学”。   〔三〕“巴甫洛夫底唯物主义学说”一三一页。   好了,我们不要再抄心理学上的定义了。不过我上面所引的许多话,正是证明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原理,就是在创作上也是适用的,而且近代心理学的研究,正是证明了毛主席指示的正确。他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他这些话是有坚实的科学基础的。   但是胡风不是这样,他离开了客观,离开了具体的历史环境,离开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离开了党的方针政策,而在那里空喊着提高主观战斗精神。如果这不是唯心论,那世界上还有什么唯心论呢?   胡风批评过朱光潜。但是胡风的文学思想和朱光潜的文学思想也并不是没有因缘。朱光潜的师傅是意大利的反动文学理论家克罗齐。恰好胡风和克罗齐的理论也正是有着相同之处的。   我手边没有克罗齐的”美学“,但厨川白村对於克罗齐学说有一段介绍。厨川白村是很佩服克罗齐的,当然不会歪曲他的真意。   就是表现云者,并非我们跟将从外界来的感觉和印象他动底地收纳,乃是将收纳在内底生活里的那些印象和经验作为材料,来做新的创造创作。〔一〕   注〔一〕 “鲁迅全集”第十三卷,四六页。   你瞧,这不是和胡风的口气一样吗?原来按照克罗齐的意思,客观的事物并不是第一义的,最主要的乃是作家的内底生活。把客观的事物当作为材料来表现作家的主观,在他看来,这就是表现,也就是创作。克罗齐是把作家个人的主观看成是第一义的,这个“学说”,不也正是和胡风相同吗?   厨川白村是常常高呼着“反抗”和“战斗”的。他说“既然肯定了这生命力,这创造性,则我们即不能不将这力和方向正相反的机械底法则,因袭道德,法律底拘束,社会底生活难,此外各样的力之间所生的冲突……”〔二〕同时他又说“生是战斗”〔三〕。   胡风不也正是提倡“生命力”,声嘶力竭地高呼着“战斗”吗?   我引了这许多东西,目的并不是在於为唯心论者宣传,而是在於证明胡风的“理论”并不是什么唯物论。恰好相反,它正是和唯物论相敌对的。关於这一点厨川白村却比胡风老实得多了。他说:“着重於永是求自由解放而不息的生命力,个性表现的欲望,人类的创造性,这倾向,是最近思想界的大势,在先也已说过了。人认为这是对於前世纪以来的唯物观决定论的反动。”〔四〕   注〔二〕“鲁迅全集”第十三卷,四三页。   〔三〕“鲁迅全集”第十三卷,四四页。   〔四〕“鲁迅全集”第十三卷,四三页。   由此可见,胡风的学说,他的远祖是尼采、叔本华,他的师傅则正是柏格森、克罗齐、厨川白村。   也许胡风又会叫屈起来,他会说,我不是说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吗?是的,我们承认胡风的确曾这样说过,不过问题是:他虽然在某些文章或文章的某些部分有这样的论点,但这个论点在他的全部著作里面是居於装饰地位的,而在他分析问题判断问题的时候,他的基点始终是放在“主观战斗精神”、“人格力量”上面。   有证据吗?有。我想多谈理论倒不如谈一件具体的事情。   比方从抗战开始到一九四二年这一阶段的抗战文艺运动,在我们看来一般的情况是这样:最初,抗日战争爆发,作家为抗战的爱国热情所激动,大家纷纷走向部队走向街头农村,写了不少短幕剧、街头诗,写了许多通讯报导,这当然都是好的,对於抗战有利的,应该肯定的。但是那个时期,绝大多数的作家们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对於马列主义接触得很少,甚至还有许多人对於社会,对於人民根本没有了解。因此,他们对於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艰苦性是估计得不够的,对於蒋介石政权的性质是缺乏了解的,而在生活上又缺乏群众经验,缺乏斗争的锻炼,因此他们的作品虽然充满着爱国热情,但同时也未免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空虚和许多主观的幻想。经过了武汉的撤退,皖南事变,苏德战争的爆发,到了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艰苦性是更明显了,蒋介石政权的腐朽性质更显露出来了,作家们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受到更大的限制了。在这个时候,留在蒋管区的作家,一方面觉得空洞的爱国的主题已失去了意义,这里需要更深入地描写出人民的生活,另一方面则局限於环境,很难得有机会去和人民接触。所以在当时大家对於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是有的,但苦闷的情绪也是有的。那么,根据这样的情况应该作出怎样的分析呢?我个人认为,在当时,我们就应该肯定抗战以来的文艺的成就,但同时又必须指出抗战初期的过多的个人狂热与不够深入现实生活的缺点。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就必须加强学习社会科学,掌握客观的规律,扩大抗日民主统一战线,要作家尽量同多方面的生活接触,向生活学习。   但胡风是不是这样看法呢?完全不是这样。他根本不从阶级的分析出发,不从当时的斗争形势出发,也不从当时作家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的阶级性质去看问题,而是从唯心论的观点,去分析作家的“精神状态”。他对当时的抗战文艺是认为:“就一般的情形说,主要是表现在主观精神底高扬和客观精神底泛滥分离地同时发展地这一特点上。”同时他也就提出了他的提高“主观战斗精神”去拥抱客观世界的主张。试问:在胡风的这个论断里能看得见任何唯物论的影子吗?试问:他这样“主观精神”“客观精神”搞了半天,能说出任何阶级斗争的情况吗?能替作家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吗?是的,胡风也主张“战斗”,但这是要作家“提高人格力量”的战斗,是要作家“用人格力量去战斗”的战斗。   就仅仅这一个例子,也可以证明胡风观察事物,是并不从客观研究着手,从先进的阶级立场出发的。尽管胡风怎样去抄录马克思主义的古典著作,他也是不能抹煞这些事实的。   诡辩家的胡风也许又会另外来一种解释了。他会说,你完全是误会了我的意思了,我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提高人格力量,乃是指创作的态度来说的。   比方他说:“作家总是凭着最诚挚最纯洁的热情,在某一点或某些点上去突入社会内容,和历史要求结合,通过某一或某些途径把历史要求反映出来的。”又说“一个作家,如果是真诚的作家,如果是有党性(这在我们,和“艺术良心”是同义语)的作家,他只能够和他身上能有的基础相应的对象结合,这个结合才是真诚的,对象才能够透过他的智慧他的心,成为种子,被创造成真实的感动人的艺术品。“〔一〕   注〔一〕“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一二一页。   当然,我也认为作家的创作应有真诚的态度。但是,我们完全不能同意胡风的意见,好像作家的创作态度真诚了,他就可以突入现实,可以创造出现实主义的作品。   我们说作家的首要的任务是站在正确的立场去把握客观现实,用辩证唯物论的方法去观察社会,观察生活,并深入到斗争中去体验生活,这样作家才能写出好的作品。但胡风却劝作家要有诚恳的心,这岂不是要我们”正心诚意“了么?   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作家也可能对於创作事业有真挚的心,但这种作家只要是他忠实於他的阶级,他就只能写出歪曲现实的作品,不能写出更好的作品。艺术至上主义者的艺术家们对於艺术的态度是够真诚了,但他们并不能够突入现实创造出好的作品来。如果照胡风的理论,岂不正是忠於资产阶级的作家,主张艺术至上的作家,也能创作出现实主义的作品出来了吗?胡风这样的理论,岂不正是为资产阶级捧场了吗?   也许胡风会说,你这样又把所有非无产阶级的作家的进步的道路堵死了。比方一个非无产阶级的作家吧,当这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已呈现出百孔千疮的时候,难道他就不能因为忠於他的艺术而写出比较进步的作品吗?是的,我也承认非无产阶级的作家有从本阶级蜕化出来的可能,但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所可能得出来的结论,也恰好是和胡风相反的。有些非无产阶级作家,如果他采取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那么他为了要写出客观的真实,他就不能不违背他自己的阶级成见而更多的研究客观现实。作家为了要写出一个穷人的真实的情况,他就不能不更多的研究造成贫穷的原因,穷人的生活状况,和体验穷人的内心苦难。越多了解客观的东西,自然也就使作家不能不越多放弃自己的成见。这些情况都说明正是客观教育了主观,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战胜了阶级偏见。因此,引导一个比较落后的作家前进,正是要用更多的事实去教育他,用更多的生活去教育他,要他更多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去研究事实,研究生活,而绝不是如胡风所说要去提高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或去提倡什么真挚或忠诚(抽去了阶级内容的真挚和忠诚)。胡风也不去想一想,一个资产阶级的作家,要在原有的阶级立场上去提高主观战斗精神,那么,主观战斗精神越提高,岂不是他们就变得更加凶猛,反动的气焰更加高涨了么?要资产阶级的作家更真挚或忠诚,那岂不是使得他们更加忠於自己的阶级,更加顽固了么?   高尔基说过:“经验愈更广大——它里面的主观的、个人的地位就愈更狭小,一般的意义就愈更灿烂地呈现出来,艺术家底社会形象就愈更鲜明地显示出来;作家愈更坚决地摈斥他的个性——他就愈更容易地抛掉他的渺小的,无足轻重的东西,他的在周围世界所接受的重要的,客观的东西就愈更深刻地,广大地展示出来。”〔二〕   注〔二〕高尔基:“俄国文学史序”。   胡风是最喜爱引用高尔基的话来做幌子的,但为什么胡风偏就不引用高尔基的这一段话呢?   抽象地叫作家们真诚和真挚,是并不能引导他们走上“现实主义的路”的。   其次,胡风说的“党性,这在我们,和‘艺术良心’是同义语”也是十分荒唐的。列宁认为“严格的党性”就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同伴与结果”,而胡风却把党性看成为艺术的良心。试问这是谁对呢?是列宁对呢还是胡风对呢?试问艺术的良心可以和“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同伴与结果”看成同样的意思吗?   一切反动的作家都一定会欢迎胡风的理论的。因为他会拍着胸膛对我们说:“我们都是有艺术良心的作家,我们的艺术良心就是你们所说的党性,因此你们不必担心我们会歪曲人物形象了。”   也许胡风会说,你又故意误会了我的意思了。我所说的“我们”是指工人阶级的作家。也就是说,在工人阶级的作家说来,党性是艺术良心的同义语。   但是就是这种说法也是十分错误的。因为强调艺术的良心,也就是动机论。而动机论恰好也正是唯心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就曾经指出过:“唯心论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又说:“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   毛主席教导我们:作家要重视其作品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好好去为人民服务,而胡风却要我们的作家去重视动机,修炼出一套“真诚”的本领!   艺术的良心和感情的真挚云云,这本来都是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库中最腐朽的武器,但胡风却把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遮盖起来,向工人阶级进攻起来了。   诡辩家胡风又会来另外一种解释了。他会说,我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并不是像你那样解释的。你歪曲了我的意思了。於是他又会引出他所说的另外一段话来:“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都是在现实生活里面形成,都是对於现实生活的反映……。”〔一〕又说:“在这个灰色战场上的文艺斗争,它的中心目标是要体现人民的负担、觉醒、潜力、愿望、和夺取生路这个火热而坚强的主观思想要求……”〔二〕他会说,这些话不都正是表明,我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乃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而且也正体现着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了吗?   注〔一〕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八五页。   〔二〕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四八页。   但是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解释也是十分错误的,唯心论的。   第一,我要问,胡风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是哪一个阶级的?如果不指明阶级,那岂不是地主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阶级立场来反映现实(必然是歪曲现实)而有他自己的反动的主观“战斗”要求了吗?也许胡风会说,我所说的主观战斗要求就是指反映工人阶级的社会存在的革命思想意识。但我们知道,工人阶级的自发的要求是不能够产生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要获得社会主义的意识,就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可是恰好胡风又是认为不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可以获得进步意识的。这样看起来,胡风所说的主观战斗要求就是在最好的情况之下,也只能够是反映了工人阶级的自发要求。列宁曾说过,“对於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与任何离弃,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人们谈论什么自发性。但工人运动自发的发展过程,正是趋向於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一〕由列宁这一段话看来,胡风的这种思想,就是按照他自己所认为最唯物论的解释,也只能够是资产阶级的思想。   第二,他说,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就是人民大众的愿望和要求的体现。我觉得这里同样也必须首先究明具体的历史情况和作家的阶级立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站在地主阶级立场的作家就不可能体现人民大众的要求和愿望,恰好相反,它只能够与人民大众的要求和愿望站在相反对的地位。不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还可以部分地体现人民的要求,但只要他还是小资产阶级的作家,他的主观战斗精神也只能够是小资产阶级的战斗精神而不可能是工人阶级的战斗精神。而在今天,如果一个作家还坚持他的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立场,那他就根本不可能体现人民大众的要求和愿望。胡风离开了具体的历史时代,离开了阶级立场,武断地肯定作家的主观要求就是人民大众的要求和愿望的体现,这岂不是胡适的反动唯心论的“大胆的假设”的实际应用么?所不同的,不过是胡风一向善於用左倾的词句来把自己的反动的思想本质掩藏起来罢了。还有一点,胡风说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就是人民大众的要求和愿望的体现,但是如何去体现呢?胡风对於这个问题的答覆是:“在前进的人民里面前进,并不一定是在前进的人民中间了以后才有诗,前进的人民和任何具体的环境也不能够是绝缘体,而是更深沉地把握这个前进,真诚地信仰这个前进,坚决地争取这个前进的心。”〔二〕这样看来,胡风的意思是有了前进的心就可以体现人民大众的要求和愿望了。我们说作家要参加实际的斗争,才能了解人民,并在作品中表现出人民的要求和愿望。但胡风不是这样。他先验地认为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就是人民的要求和愿望的体现,作家只要有前进的心就可以体现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如果这样的“理论”也不算是唯心论,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唯心论呢?   总之,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论,无论他作任何解释,都只能够是错误的、唯心论的。当我们今天正是要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精神教育人民的时候,而胡风却要坚持他那个人主义的“战斗精神”,其严重的危害性岂不是很明显的吗?   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中国文坛招摇撞骗已经是太久了,现在应该是我们彻底揭露他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本质的时候。   注〔一〕“列宁文选”两卷集,卷一,二一一页。   〔二〕胡风:“为了明天”一三七页。   来源:《文艺报》1955年第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