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歧在哪里？

　　<韦君宜>

　　读了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之后，对解放前文艺界思想斗争一向缺少接触的我，实在感到震惊。因为胡风所提出的问题事实上不仅仅是文艺创作中的问题，胡风所反对的不仅仅是某两三个人，他和党的分歧不仅仅是在某一时期某一问题上的分歧。应当说，分歧在於整个的文艺方针；不，还不够，分歧更在於对许多政治上的根本问题的看法，他实在是反对我们的根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他引证了满纸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还有毛主席、鲁迅、高尔基……。有人以为：胡风的理论很高深，又很“专门”，我们普通人连读也读不懂，是更不用打算看得出他的毛病来的。我想不是。事实上，虽然胡风写得十分晦涩，但是只要全国解放后参加过普通的政治学习，稍具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把胡风这本著作细看两遍，都并不难发现其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胡风竟然自己宣称这是真正老牌马克思主义，实在把我们今天的读者看得太可欺了！

　　难道胡风只是在某些文艺问题上思想搞不通吗？实在不是！我想，不妨把他对一些政治上的根本问题的看法提出来，专从普通人的常识来考察一下。我想我们可以试用这样的方法来证明胡风那样玄妙的理论实际上却是一些什么东西。

　　首先，关於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党应不应该有为达到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最高纲领，以及革命者应不应该为这个最高纲领而斗争的问题。

　　我们在政治课里读过社会发展史的普通工人都会知道的，我们这所说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指十八世纪的圣西门傅利叶等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不是指摩尔的乌托邦，是指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这社会主义之所以叫做科学的，是因为它并不是从人们的慈善心或“真诚”“主观要求”所产生，而是从对於社会的科学分析，从对於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或叫法则）的掌据而产生的。过去的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资产阶级一定要灭亡，工人阶级一定要胜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这是像黑夜过了一定是白天一样地不可抗的。我们要认识和掌握这个规律（法则）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建成而奋斗。因此我们才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毫无疑问，既然要消灭一切阶级消灭一切人压迫人的现象，当然我们关怀人，我们有强烈的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斯大林也确实讲过对人的关怀。但我们的革命人道主义、我们对人的关怀与过去时代的人道主义却不同，其区别就在上述的一点。古来自然也有很多怀着悲天悯人的心肠愿意改变社会状况的人，但是他们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意思的社会主义者。这是很明白的。

　　而胡风对於“社会主义根本法则”的解释却是：那就是“人道主义的精神”。——他写的是“社会主义根本精神”，下面又加了括弧（根本法则）。接着说：“过去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一〕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而在前面他又说过的，今天的我们与过去的现实主义者并没有什么“原则区别”“不能有无论怎样的或各种不同的现实主义的”。照这样推论，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与我们的人道主义——也即胡风所谓的“社会主义根本法则”，又还有什么原则区别呢？书中还有些地方提到“社会主义精神”，也都是用这样的话来形客这个“社会主义精神”的：“通过写人去写出人生的真实”，“和人民痛痒相关的胸怀，主观精神”，“仁爱胸怀”。总而言之，他所说的“社会主义根本法则”或“社会主义精神”，其实际内容就是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并无原则区别的人道主义，就是一种“善良”的主观愿望。

　　注〔一〕指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

　　胡风还曾辩白说：“表现在具体的历史实践要求中的‘社会主义精神’和完成了的理论性的‘工人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不能是同义语”，他大概是打算使人相信：即使“工人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必须是科学的概念，“社会主义精神”总可以不必是。但是社会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难道社会主义精神该是一种旁的什么精神，该仅是一种毫无阶级内容的悲天悯人的善心吗？何况胡风又把“社会主义精神”解作“社会主义根本法则”的同义语？斯大林在论社会主义根本经济法则的时候就着重阐明了：这个根本法则乃是反映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法则，凡科学“法则”都是这样的法则。而不是仅由人们主观制定的东西。胡风对社会主义根本法则和社会主义精神作这样的解释，这十分明显的决不是我们人人知道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更无烦词费。既然胡风本来就把社会主义看作这样的东西，就无怪乎他口口声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政策精神”、“人民”，实际上完全不是那回事了。

　　一方面对“社会主义根本法则”进行这样的解释，另一方面，胡风又怕人们在学习中间还会发现这种解释是荒谬的，所以他又主张：人们根本不应该要求去掌握什么根本法则。党根本不应该提出最高纲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纲领。人们会觉得奇怪：胡风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怎能反对党的最高纲领呢？把他那曲曲折折掩掩藏藏的话翻译成我们通常使用的语言，实际上他的逻辑是这样：既然在一定的革命时期党有一定的最低纲领，譬如在抗战时期要争取民族解放，要争民主，并不要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这个最低纲领就是“社会主义”的具体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具体表现”，因此，除了这最低纲领之外再谈别的就是抽象和死硬。因此，就不可以再谈最高纲领。因此，就不可以要求人们具有工人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因此，如果要作家建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否定了毛主席的原则，就是脱离了时间和空间，就是否定了党的政治纲领，就是否定了反帝反封建的实践，就是反对“党性立场”的了。你看这个逻辑多么奇妙，多么有道理！但是，这样的道理，老实说实在不需要怎样高明的理论家才能驳倒他。一经翻译成了如上的普通话，只要我们读过“毛泽东选集”的干部，大约也都可以看得出这毛病在什么地方了。——胡风的理论之所以使人觉得莫测高深，其实主要秘密不在别处，就在那奇怪的晦涩的语言上。正因此，翻译一下是很必要的。——揭穿了不过如此！谁不知道，毛主席早说过无数次，中国革命有两重任务，要分两步走。有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胡风抓住了这点道理：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具体要求是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他很得意。是的，这话本来不错。在人民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实行最低纲领而不是实行最高纲领。但是，为什么有这个最低纲领的呢？那恰恰是因为我们有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最高纲领。这两者同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我们要实现共产主义，在当时那个阶段，按照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当时革命的对象与动力，需要提出那样的最低纲领。有了这，当然不能代替最高纲领。正因为我们共产主义者有极其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我们怀抱着一定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因此我们才能完全认清当时中国革命的具体要求，才能够坚决执行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任务，为民族的生存而拚生舍命，成为最坚决的爱国者。我们对於民族解放的“高扬的热情”，不但在程度上高过於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内容上也是和他们并不一样的。这不是很明白的事么？共产主义者在人民民主革命阶段都坚决主张反帝反封建，但是，主张反帝反封建的人并不都是共产主义者。这不也是很明白的事么？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自然有两面性动摇性等等，这里不详说）。他们中间不少的人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看见只有工人阶级、共产党是最坚决地反帝反封建的，因而愿意拥护工人阶级领导。这事是有的。其中也确有一部分革命的知识分子，能从彻底地反帝反封建更进一步，接受党的最高纲领，变成共产主义者。这事也确是有的。但是，这样的事实却无论如何并不能证明只要谁愿意反帝反封建，就都是“通向了马克思主义”，掌握了“世界观（指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具体内容”，因而不需要而且不准许再向他们提到共产主义世界观和工人阶级立场。如果说在人民民主革命时期就不可以谈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以有最高纲领，不可以提到最高纲领，那末，我们的那革命，和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又还有什么分别？既然是共产主义者，当然我们一分钟都不能放弃共产主义，而且要不断地宣传共产主义。要使人们相信：人能够作一个爱国者，当时在党的最低纲领号召下从事斗争（包括创作），自然是好的，但是，如果要能深刻认识到现实发展的规律和充满信心去斗争，那必须进一步真正接受共产主义的真理，在这个真理的指导下去斗争。这样的宣传岂不是共产主义者的义务吗？而胡风竟来反对，认为作了这样的宣传就是违反“党性立场”。竟说谁敢作这样宣传那就是把人们“拥护并参加党的政治纲领所领导的斗争”抹煞为毫无意义。（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人作过这样的抹煞。谁都知道即在国民党统治时，也有大批并不是共产主义者的朋友们参加党所领导的统一战线。）

　　胡风对於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这种理论，使我联想起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对我们提出的一种理论：既然共产党把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推到后一阶段，现在并不要实行，那就把共产主义暂时收起好了。毛主席对那个谬论的驳斥，见於人人都读过的“新民主主义论”，不再征引。这样的联想，或者胡风不会同意，但是只要同志们去翻阅一下“新民主主义论”，会不由得不感到：这两种理论，其结论却实在有点相似！

　　第二个问题，关於知识分子要不要进行思想改造，要不要深入工农兵，要不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胡风在他的文章里提的是作家，但实际上，他是在反对整个党对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总方针。他对於以上几个问题的答覆实际上都是否定的。

　　胡风先引证了一大段毛主席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中谈到知识分子革命性的话，强调说明“知识分子有革命性”，“知识分子也是人民”，然后就推演到“知识分子参加的国统区斗争也是革命斗争”，“创作实践也是实践”。就这么提出他的主张：“通过文艺实践”“深入人民的内容”这就是“与人民相结合”就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我们抛去他曲折隐晦的词句（如“深入人民的内容”，“坚守并创造更多也更强的实现历史要求的桥梁”）。那实际意思不过是：作家只要创作，只要在创作中间和自己所描写的对象进行“迎合”、“选择”、“抵抗”的自我斗争，这就是思想改造了。

　　有人问：毛主席说与工农兵相结合，胡风说与人民结合，这不是一样的吗？不！不一样。因为胡风说的这“结合”，并没有改变阶级立场的含义。他引了毛主席的话，但是就偏偏不看见毛主席讲的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的话。很显然，毛主席说的知识分子要思想改造，这不是指一个人思想上的普通变化。——在这样一个动荡的大时代，谁的思想能够完全不变化呢？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由於其动摇性，思想是经常含有矛盾，也经常有“心灵苦痛”、“热情激荡”的。但是离开了阶级立场的改变，随便怎么“迎合”、“选择”、“血肉追求”、“热情激荡”，怎么改来改去，也不能叫做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胡风完全不想触及阶级变化的问题，因此他所说的“深入人民的内容”、“与人民结合”，和毛主席所说的与工农兵结合意思完全不相同。不能互相代替。他说的不是思想改造，恰恰是拒绝思想改造。

　　对於知识分子深入工农兵，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胡风的意思都是不必。（何其芳也不过是主张作家除创作外还须参加实际斗争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他并未说过作家应当不创作。胡风却对此非常愤怒。）其根源也是同一个。——他并不承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着必须根本抛弃原有阶级立场转到另一阶级立场的问题。既然不认识阶级立场要作根本转变，那自然会觉得自己就是依然故我也没有什么关系，工农兵和自己是半斤八两，工农兵群众的火热斗争与知识分子“求爱”、“吵架”的日常生活并无什么“重要”与“不重要”之分，都是一样的。也不会认识到追求真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许多同志在写文章驳斥胡风时都引证了斯大林教人们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名言，证明胡风引用斯大林的话来主张不必学习马克思主义，完全是歪曲了斯大林的话。是的，只要我们稍稍读一读斯大林的文章，甚至只要注意看看各机关墙上的标语都可以看到：“没有什么必要使得一位医学专家同时又是一个物理学家或植物学专家，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但有一个科学部门的知识，却是所有一切科学部门中的布尔什维克所必须具备的，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於社会发展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规律以及共产主义胜利的科学。”这实在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常识。但胡风读了那么多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谈起来也好像头头是道，为什么会对这样的常识都视而不见？我觉得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里边缺少了一个阶级观点。胡风是不愿对问题作阶级分析的，他的“思想改造”不是阶级立场的转变，他的“深入生活”不是深入工农兵的生活。从马克思主义道理中间如果抽去了阶级观点，那所有的词句就变成了一堆空话。虽读得多，背诵得多，也是没有用的。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胡风就是在这个致命的地方失败了！

　　第三个问题，对於我国整个农民运动的估计，对於过去国民党统治区全部的革命斗争的估计问题。胡风的估计可以说是完全抹煞了这些重要的斗争的。——虽然他反倒在说别人抹煞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

　　他是由作家的创作谈起的，主张作家应当把发现和反映自发斗争作为自己庄严的任务。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呢？他的理由是只有这样才是“反映现实”！因为我国的现实就是这样！他认为：我国的农民，身上存在的是精神奴役的创伤，他们只有劳动和安命，只有作个别的自发的斗争。在过去的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能有的是“自发性的个人反抗要求”，并无“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正因此，作家才只能反映这些自发要求，算是尽了“迎接解放迎接领导”的能事。否则，就是“把萌芽的东西写成壮大的东西”了。很明显，胡风对於反映革命运动的文学创作的看法所以完全错误，就因为他对於当时整个革命运动的这种估计就是错误的。难道我国的农民真的只有劳动和安命，只有个别的疯狂的自发斗争吗？难道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就只有自发斗争，革命并没有任何组织和领导吗？他既看不见坚强地起来反抗命运的人民，也看不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胡风口口声声国民党统治区如何如何，好像他可以代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全体人民、全体革命者来发言的样子。但是，一切曾做过国统区工作的共产党员们，以及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的成员们，都来听听胡风的这些话吧！我们有权利说：胡风没有资格来做这样的“代表”，他说的不对！因为我们有那么多的人，在当时为了组织和领导人民，抛了头颅洒了热血。不但有做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也有做农民运动的。胡风在文章中提到了东北，就说东北！难道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这些同志，不是因在东北进行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而牺牲的？他又提到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农民，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歌乐山渣滓洞的烈士题名录里，翻出那些为做农民运动而牺牲的同志的姓名。胡风不能用这样一句话把这些斗争轻轻抹倒的！

　　胡风又说到学生运动。那从“九一八”开始的，“一二九”、“一二一”历次学生运动，难道不是尽人皆知是共产党用大力组织和领导的吗？这运动为工农大众培养了多少干部，使多少青年坚决地脱下学生装、改了学生腔，把自己变成工农兵队伍里的一员，义无反顾。这运动正是党领导下的工农大众求解放的斗争的一部分。很多由做国统区学生运动出身，后来搞军队、搞群众运动、开辟根据地的同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胡风却竟说：因为林默涵等写了鼓吹学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文章，而使学生运动动摇了，经胡风写了文章去使它稳定。好像那“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与参加者都是拒绝与工农结合，一听到要和工农结合就动摇的。又好像那学生运动是自发斗争，共产党是不要这个斗争也与这个斗争毫无关系的，倒是只有胡风起来支持这个“自发斗争”的样子。我们所有曾在党领导下出生入死做过学生运动的同志，谁能承认这样的估计吗？从这样的对“现实”对革命运动的估计出发，去“拥抱现实”结果自然只有抱住一堆谎话了。

　　第四个问题，关於我国有没有优秀的文化传统的问题。

　　胡风的意见是我们民族没有优秀的文化传统，不能继承与发扬的。列宁所说的任何民族的文化中都有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成分，胡风是解释作：那些成分应当是指“被摧毁了或被阻留在梦想性的原始状态里面”了的。因为那些成分没有发展成“认识现实改造现实的群众性的科学性的实践的思想体系或生活态度”，因此结果在文艺上“连略略带有民主主义观点要素的反映也很难发现了”。此外他又引证列宁曾讲过的民族文化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由此做出结论：中国在“五四”以前没有两种文化传统，只有一种封建文化；林默涵等提出要继承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就是资产阶级口号，是和“中国本位文化”的反动口号一样的。

　　这说法不对，首先，胡风明明是公开地在曲解列宁的意见。列宁明明是说每个民族的文化中都有“那怕是不发展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之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被剥削的群众，其生活条件必不可免地要产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我们实在看不出这段话中包含有那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必须是“很难被发现”的，是“只能保留在人民的生活里面”，在文化上“不能得到表现”的意思。至於胡风说这些民主的成分“没有发展成认识现实改造现实的群众性科学性的实践的思想体系或生活态度”，如胡风所描绘的这样的思想体系，恐怕只有马克思主义可以当之无愧了。以此来要求封建社会中的思想家文学家，确是很困难。他们是不能“科学性”地来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的，把研究人类社会的学问真正发展成为一门科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我们实在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胡风对自己的要求如此之低，一见“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望而却走；对千百年前那些思想家艺术家却要求如此之高，因为他们没有如胡风所描绘的那样科学那样完整的几乎类似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就说他们的思想和著作中“连略略带有民主主义观点要素的反映也很难发现”。如果这不叫民族虚无主义，又还叫什么呢？

　　至於列宁反对民族文化的口号，只要读一读列宁的著作，不难明白。列宁明明是指的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所提倡的“民族文化”。是指的那些以“俄国的独特性”为号召，实质上宣扬俄国落后反动东西的资产阶级谬论。斯大林对此作过解释：“在民族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民族文化是什么呢？这就是资产阶级内容的和民族形式的文化。它的目的是以民族主义的毒素来毒害群众，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很显然这是指的传播资产阶级狭隘民族主义毒素的东西。这和我们所主张的，由我们进行着政治经济与文化革命的工人阶级来继承或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胡风说：“我们要进行文化革命”。意思是因为要革命所以不能继承传统。但其实正因为我们要进行文化革命，要创造新文化，而这新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才必须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我们要继承发扬的是古代文化中人民的成分、民主的成分，要剔除的是封建性的糟粕。说发扬，谁也没有说把封建糟粕一概发扬；说继承，谁也没有说把封建糟粕一概“上升为优良传统”。这是再明白也没有的事。林默涵与何其芳的文章在这一点并没有交代不清的情形。胡风强加以“民族复古主义”、“戴季陶复古路线”、“颂古非今”等等罪状，其实际意思不过是：只能把文化传统“当作民族智能底产物骄傲地给外国朋友观赏”，送它进古董店，而不能把它当作养料来吸收，使它也能帮助我们成长。这种完全否定文化遗产的态度，和列宁说过的无产阶级文化是“人类所创造出的知识总汇发展的必然结果”的意思，毫没有共同之点。这种反爱国主义的思想，我们看不出它和胡适的全盘西化论还有任何区别。

　　胡风的主要论点，都表现了对他所引证的言论的蛮横的歪曲。读了他的文章，我们不难看出，他并不是在钻研他所引证的言论，而是在利用那些言论，加以歪曲，替他自己的论点作挡箭牌。胡风表示他是拥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高尔基、鲁迅等人的理论的，这行啊！但是我们却不能容忍我们这些革命领袖、革命文豪的理论被人当作神像来抬着，当作裹毒药的糖衣来利用着。要说接受他们的理论，那就要真正从思想上接受。在这里，我想倒是需要一些“真诚”的了。

　　来源：《北京日报》1955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