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风的“自我批评”——驳胡风的诡辩之三

　　<罗荪>

　　胡风对待批评的态度，就是一律不加考虑的予以抗拒。正如舒芜在“致路翎的公开信”中所说的：“试回想一下，这样多年中，我们接受过谁的批评？对谁的批评稍稍认真考虑过一次？”这个问题，我们从最近“文艺报”附发的“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中，得到了更充分的证明，在他的“反批评”中，不仅是毫不考虑对他的批评有无是处，而且把对他的批评，当做是打击他的棍棒，把批评者形客为“军阀”等等。对待批评尚且如此，当然更谈不上有什么自我批评了。

　　但是，从这本“意见书”中，居然也找到了一条绝无仅有的“自我批评”。

　　在“关於民族形式”这一节中，他承认“对於五四当时的领导思想”说成“以市民为盟主”的提法是错误的，是“违背了毛主席底分析”的。在承认这个错误提法的同时，却又说：“但几个基本内容，我还认为是没有错误的”。并且认为“倒是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对於问题的实质和实践意义并没有负责地加以考虑，使他们的论断陷进了完全的错误里面”。按照胡风的“逻辑”，批评者既然“陷进了完全的错误”，被批评者胡风也就是“没有错误的”了，何况他的“几个基本内容”又是“没有错误”的呢。

　　尽管如此，胡风到底总算还承认了“以市民为盟主”的提法是错误的，而且是“违背了毛主席底分析”的。

　　然而，他的“承认”，正是为了否认。因为他承认的只是“提法”上的错误，“基本内容”还是没有错的。

　　因此，他认为林默涵同志只引了“……以市民为盟主的中国人民大众底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底一个新拓底支流”这一节话，就断言他是说五四文学革命“是属於世界资产阶级文艺的一部分，是它的一个支流”和“拜倒於资产阶级文艺之前的”，是不符合“实际”的。他干脆就否认了这个论断。胡风接着引了原书后面的一节话：

　　那不是拢统的“西欧文艺”，而是：在民主要求底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以及浪漫主义）文艺；在民族解放底观点上，争求独立解放的弱小民族文艺；在肯定劳动人民底观点上，想挣脱工钱奴隶底命运的、自然生长的新兴文艺。〔一〕

　　注〔一〕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四一页。

　　接着就指出，他所说的这一段话是“符合当时实际的简单说明”，而且这个说明“不但否定了对於五四文学革命传统的资产阶级的估价，而且实际上也抵销了我自己的错误的提法的”（旁点是引者加的——荪）。

　　胡风认为他的这一段“说明”是“抵销了”那个错误的提法，而且是“否定了”对五四文学革命传统中资产阶级的估价。同时，他也就在这里指出了林默涵同志“没有负责地”考虑这一段说明中所提到的“实际”，以致完全“陷进了错误”。

　　那末，我们就在这个问题上考察一下，他所提出来的“说明”，是否真的“抵销”了他自己承认了的错误提法，以及是否已经否定了他对於五四文学革命传统的资产阶级的估价。

　　胡风在前一节承认了“以市民为盟主”的错误提法，是“因为被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底意义迷惑了”，因此便认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是由资产阶级所领导的，这不是已很明白了么？但为什么在后一节中立刻就否认了，而且竟说是“抵销了自己的错误提法”呢？

　　他的理由是：他所说的五四所接受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的内容，“只能是属於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所领导的，决不能是属於资产阶级所领导的东西”。胡风这个推论是根据他那段“说明”中有着“在肯定劳动人民底观点上”等字样而来的，实际上这个推论和他原来的题旨并不相符合的，他明明是说“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又从什么地方钻出来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的领导呢？

　　还是让我们揭开他所掩饰着的真正内容来看一看吧。

　　胡风在“论民族形式问题”第四章“对於五四革命文艺传统的一理解”中，曾“观察”了一下五四的文艺传统，他的理解是：第一，提倡白话，第二，反对“古文派”，第三，“八不主义”和反“文以载道”的创作态度，第四，据胡风说是：“最主要的，在建设的理论活动上介绍了易卜生主义、现代短篇小说理论等”〔一〕。并进一步地引伸说：“这都是和传统的文学见解截然异质的东西，不但和古文相对立，而且也和民间文艺相对立。”

　　注〔一〕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三七页。

　　我想，不难看出，胡风这一段对五四文艺传统的“观察”，乃是完完全全的在替胡适宣传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功绩，并把胡适推拥在领导的位置上了。胡风在这个问题上，恰恰是继承了胡适的衣钵。

　　胡适在“文学革命运动”一文中，曾指出：“这一年的文学革命，在建设的方面，有两件事可记”，第一件是白话诗的试验，第二件是欧洲文学的提倡，还列举了北欧的易卜生、斯特林堡，东欧的陀斯托也夫斯基等等。

　　提倡白话、写白话诗的是胡适，反对“桐城谬种”的古文派的是胡适，提倡“八不主义”反“文以载道”的也是胡适，当然，“最主要的在建设的理论活动”上介绍了易卜生主义等等的也正是胡适。

　　这就很明白的指出了胡风“观察”五四文学革命传统的结果，在实际上正是肯定了“以市民为盟主”的这个结论，也即是承认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所领导的。这是无法抵赖的。

　　胡风明明写着：五四文学运动，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底一个新拓底支流”。但是他偏偏要诡辩说，他所指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的内容，并不是“拢统的西欧文艺”，他把它分成三类，一种是反封建的文艺，一种是弱小民族的文艺，另一种是“自然生长的新兴文艺”，接着就把这三类揉而为一，硬说：“这样的内容，只能是属於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所领导的”。这是根据什么逻辑推断出来的呢？胡风仅仅根据他自己说的什么“在肯定劳动人民底观点上，想挣脱工钱奴隶底命运的、自然生长的新兴文艺”，他在这里要了几个字眼之后，来了一个“自然生长”，既然是“自然生长”的，也就没有什么“领导”了，这是一，其次，从他全面“观察”的五四传统的内容来看，也找不出有什么“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学传统内容，相反的，他所列举的内容绝大部分是资产阶级的。因此，胡风的“推断”，实际上只能是一种强辞夺理的诡辩。

　　同时，他既承认并且宣传了胡适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的“盟主”地位，他更明白的强调了五四传统是“西欧文艺”，顶多是北欧和东欧的文艺传统新开拓的一个支流，他的结论也就不可能不是“以资产阶级为领导”的了。

　　这就是胡风企图用诡辩来抵销自己所承认的错误提法的真正面貌。最后，连这一点绝无仅有的自我批评也给他的诡辩否定了。

　　来源：《解放日报》1955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