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苏达利科夫与平杰三会谈记录：中共的民主党派工作

　　（摘自Н.Г.苏达利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8月25日）

　　（第707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 同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三的会谈记录

## 1956.07.26

　　平杰三来访，同他就中国统一战线问题和民主党派的工作进行了会谈。在交谈的过程中平杰三说道：

　　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除了农工党，其他民主党派都是不久前成立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工农民主党成立于1927年。最初被称为“第三党”，然后是“革命同盟”。

　　现今有8个民主党派。这些党派的党员人数不是很多：1956年5月底它们共计有45987人，各党派党员人数分别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数据是1956年4月底的，其余党派的数据是1956年5月底的）：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7803人

　　中国民主同盟——18036人

　　民主建国会——12921人

　　民主促进会——2330人

　　农工党——3016人

　　致公党——120人

　　九三学社——1607人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154人。

　　尽管人数少，但是这些党派在特定居民阶层中有很大影响，它们很好地反映了他们的观点和利益。主要是，为了这些党派进行合法斗争，就各种问题和我们讨论，并发表他们这一阶层的观点，在那里我们很难施加自己的影响。

　　平杰三提出了民主党派党员的特征。民主建国会——这是“典型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超过70％的党员是资本家及其代理人，而余下的是与资本家有联系的知识分子代表，包括工程师、技术员和在部分工业商贸企业工作的人。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是由前国民党活动家、国民党党政机关官员和国民党军队代表组成，还有其他与国民党有联系的人。

　　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农工党主要是高素质的老知识分子，这些党派“按照这些人的职业特征进行划分”。比如，民主同盟成员是大学里的教授-教师；民主促进会成员是大学老教师、中小学校长、印刷业工作人员；农工党成员里没有一个农民和工人，他们吸纳的是中西医医生，而且吸收这类专门的人才是中共中央最近向农工党建议的。致公党——这个党主要包括回到祖国的中国侨民。有别于以前的是，该党在国外的中国侨民中进行工作。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创建于台湾从日本手中解放出来的时期，是台湾岛居民的政治组织。

　　在解放前，民主党派人数相对很少，当时他们中最大的一个党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解放后的最初几年由于清洗，他们的党员人数还要更少。只是从1952年起出现转折，当时这些党正处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在恢复接收新党员工作后，至今都在继续这一工作。

　　民主党派人数急剧增长的新阶段始于1955年末，特别是1956年上半年，也就是社会主义改造高涨时期。这一时期民主同盟、九三学社、民主建国会和农工党的人数急剧增长。九三学社在最近3个月内增长了700人，目前共计约2000人。民主建国会从今年4月到现在增长了4000人，到7月底共计有17000人。其他党派也适当地增加了。除了致公党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中央委员会就统一战线的工作提出，在下半年民主党派将有持续的极大增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8个民主党派的人数增长进程如下：

　　1950年末——9790人

　　1952年6月末——24880人

　　1954年4月末——38000人

　　1956年4月末——大约45000人

　　1956年末——估计8000人

　　平杰三表示，中共不担心民主党派人数的增长，相反，希望它增长。这首先是因为，工人阶级拥有很大的力量。它的党——中国共产党——共计有900万人，共青团有1200万人；第二，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形成了坚固的联盟；第三，社会主义经济快速增长，现今已在国家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因此民主党派人数的增长不会有任何危险。因此我们帮助他们巩固，他们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相互帮助基于深刻的历史根源，即中共和民主党派在统一战线这一框架内早已有之的合作。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民主党派创建于抗日战争时期。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爱国斗争的基础上，他们参加了中共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总体上，所有的民主党派都遵循和中共一致的立场，表示反对蒋介石独裁。同时他们也存在着和中共政策不一致的地方。在一些党派中部分党员在寻找着第三条、中间道路。但中共的政策和另一方面，即国民党的镇压措施消除了走第三条道路可能性的幻想。解散积极斗争、反对蒋介石的民盟是重大教训。经受了反动派对自己的压迫，民主党派明白了，第三条道路是不可能的，开始转向中共一方。1948年5月1日人民解放军对民主党派公开号召，极大地影响到了民主党派关于第三条道路可能性观点的破产。他们的代表来到中国解放区，并完全转向中共。所谓的民族社会党和中国青年党除外，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买办和助手，至今都在与蒋介石合作。

　　1949年后，与中共继续合作的民主党派，迈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过渡时期。

　　问题是，为什么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的民主党派，会给自己选择了一条中共所走的道路，也就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民主党派的绝大多数群众没有考虑走向资本主义。其中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包括它没有力量来实施自己的资产阶级纲领。在革命胜利后，之前被压迫的资产阶级获得了生存的可能性。中共关心资产阶级需要和生存利益的政策——财政援助，保证工作，支付保证利息等，发挥了良好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巩固，国际威信的增长，都对资产阶级的立场和学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影响到民主党派的行为。

　　民主党派接受了中共的领导，服从它，并和中共走一条道路。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了他们组织的独立性，不仅在政治关系中保持自由，而且在他们的实践活动中。这反映在自愿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有权从中退出，有权自主，没有外来干涉，有权选择自己的组织形式，选择自己的机关等等。参加实践、政治和社会活动，他们有自由表达任何观点并提出任何建议的权利。

　　在政治方面，民主党派党员的成分是复杂的。在民主活动家中被分为以下三类：（1）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2）那些只在口头上拥护社会主义和中共措施的人，而在他们心里则是反对的，他们不赞同中共的措施，有时会施加阻力；（3）人数最多的一部分——这是中立派，顺势而为，落后分子。但是在民主党派内部进步分子在增长，落后分子在减少。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本身的社会面貌继续在改变，最终他们将会成为劳动者。经过2-3年，资产阶级将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知识分子也会完全变成另外一种样子。所有这些将给民主党派带来一定的影响。中共考虑到最近民主党派的社会成分在发生变化，并在这个基础上建设与它们的相互关系。

　　1956年5月，中共在与民主党派的相互关系中提出了新的政治方针，即“中共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共这一新路线的出发点是民主党派应该存在多久，共产党就存在多久。这一路线使得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并得到了民主党派人士的一致赞同。

　　平杰三对这一问题作了一些解释。

　　关于共存。中共关于几个党共存的新方针的提出，考虑到了一系列因素、主要形式和国内政治。

　　第一，存在使这些党生存的客观的社会基础。不可以消灭这些党，只要它们还有自己存在的客观社会基础。关于对待民主党派的态度问题，直接与对待民族资产阶级这一问题相联系。考虑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我们不能同时剥夺它的资产，而是要逐渐赎回它；对待资产阶级本身，我们采取了和平改造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基础是对资本家的改造并使他们成为劳动者。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民主党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此，中国共产党希望民主党派存在，并发挥积极的作用。

　　最近很多民主活动家开始认为，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们担心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当今，平杰三说，中国人民民主专政与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没有区别的），民主党派将很快被消灭。中共提出的新方针消除了这种危险，表示同他们合作，同非中共党员合作，这是共产党不变的方针，只要中共自己存在，就会保持这一方针。

　　第二，民主党派的存在也是由于他们与各阶层人民的联系相对广泛，能反映他们的观点和倾向，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确定情况，提供准确制订必要措施的可能性，更快地注意到成功的迹象，因为民主党派首先关注的是我们的缺点。

　　第三，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可以说，中国与民主党派的存在一点都没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在不同的国家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形式是很多的，由此每一个国家不同的具体条件，提供了以不同方式解决多党存在问题的基础。苏联在只有一个党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过渡时期，我们提出了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因此中共和民主党派走向共存，也就是保持多党制。我们认为，在中国的条件下，在中共的领导下，多党制是必须的。

　　从其社会成分的观点出发，平杰三说，民主党派现在也正经历特殊的过渡时期。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地位的改变，民主党派的社会面貌和特点也在发生改变：他们正在由资产阶级政党变为劳动人民的党。但是，甚至在这种条件下，民主党派也会保留。我们认为，从觉悟方面来说，社会意识不同阶层的人总是停留在不同的层次，何况，民主党派的存在仍有基础，作为政党，它们反映了政治觉悟处在不同水平上的人的情绪和要求。

　　关于相互监督。说到相互监督，我们的意见是，首先，不同的党有提出不同观点，或者采取不同的政治措施的自由。批评中共和政府的行为，指出他们的实践工作中的不足和错误——这是民主党派监督中共和政府的重要形式，以帮助他们及时纠正失误和错误。提出相互监督的方针，首先是监督中共，我们考虑到民主党派支持中共的政策，尽管在实施这一政策的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反映了不同阶层人的地位的独特性。中共干部经常掩盖不足，或者不能适时纠正它，而民主党派则能更早地指出这些不足，更快地提出这些不足进行讨论。平杰三说，通常，对于这个或那个问题，在中共成员内部没有进行特别尖锐的讨论就很顺利地解决了。但是，当问题被拿到政协组织中和民主党派讨论时，就会有很多修正意见、补充、具体的建议等等。比如，根据傅作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中，补充了关于接受已转向人民一方的前国民党军人加入合作社，并给他们分配土地的内容。还有一个例子：

　　在赞成统购统销政策的同时，民主活动家指出，比如，农民留给自己很少的粮食，在个别情况下，他们由于这个原因而挨饿。在支持镇压反革命的政策的同时，民主活动家同时也指出存在着破坏法制的事实，如不遵守司法程序就逮捕、跟踪等等。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上，民主党派代表就司法机关、贸易部和农业部等诸多部门的工作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这些意见和建议具有很大的实际价值。

　　考虑到这些，中共在施行自己政策的时候变得更加聪明和谨慎。

　　长期共存和互相监督——这是一个政策方针的两个方面。共存的意义可以归结为，中共领导民主党派，民主党派监督中共的活动，只有在共存的情况下才可以确保那样的监督。民主党派完全赞同中共中央提出的新方针，同时它消除了之前对民主党派继续存在的担心。应该指出，如果说中共领导干部对中共新方针的正确性已有统一的看法，那么下面的干部暂时对其实质的理解还不够。因此，在对新方针的解释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

　　平杰三说，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有积极的方面，还有自己不利的一面。中共和一些民主党派的共存可以促进消除一党制度固有的很多不足。一党制显然不一定必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它可以在几个党共存的情况下顺利实施，但要在中共对他们的领导下进行。这就是我们所持的看法，这一看法源于经验和中国的具体条件。

　　平杰三指出，中共和民主党派的联盟就其实质来说，会使人想到苏联的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之间的联盟。

　　平杰三回答了在谈话过程中向他提出的很多问题：

　　1.关于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民主党派成员的数量问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总共有代表1226人，其中668人是中共党员，274人是民主党派人士，284人是无党派人士。

　　2.关于在中央和地方权力机构和机关中民主党派人士的数量。

　　平杰三说，民主党派人士占中央机关领导和部长总人数的1/3。民主党派人士有“16人”，领导以下各部和机关：

　　史良，民盟，司法部部长

　　章伯钧，民盟，交通部部长

　　章乃器，民主建国会，粮食部部长

　　李德全，无党派人士，卫生部部长

　　傅作义，无党派人士，水利部部长

　　张奚若，无党派人士，教育部部长

　　许德珩，九三学社，水产部部长

　　罗隆基，民盟，森林工业部部长

　　李烛尘，民主建国会，食品工业部部长

　　朱学范，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邮电部部长

　　何香凝，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

　　蒋光鼐，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纺织工业部部长

　　梁希，九三学社，林业部部长

　　李四光，无党派人士，地质部部长

　　沙千里，民主建国会，轻工业部部长

　　沈雁冰，无党派人士，文化部部长

　　在副部长和机关领导副职中，民主党派人士占18.7％。

　　在省级人民委员会的22名省长中有2名（湖南省和广西省）是民主党派（均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将近3000名民主党派代表担任副省长、各省局机关的负责人和副的负责人，中共党员大约有12000人。中共中央的考虑是，地方政权机构和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大概25％－30％应当是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

　　3.关于共产党员在民主党派中的工作。在民主党派中每一个党里，都有共产党员，它们的数量不是特别多，总共不超过600－700人。出于策略上的目的，中共中央对那些在民主党派中的共产党员的指示是，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这些党，而不是在那里“监督”，否则他们将失掉威信并处于隔离状态。

　　4.关于民主党派人士加入中共。最近一部分民主党派人士加入了中共。从今年2月到5月，大约有50名来自九三学社的成员被接受加入中共，来自民盟的有150人。他们主要是高级知识分子代表。

　　谈话结束时平杰三说，在统一战线过去和现在的工作中有很多不足和错误，中共将逐渐揭露并消除它。

　　我们所有人都感谢平杰三同志，约定最近进行下次会面，以便再次谈谈中共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些问题。

　　参加谈话的有苏联大使馆人员杜布罗夫斯基和达维多夫同志。

　　 苏联驻华使馆参赞Н.苏达利科夫

　　手写批注：

　　归档。该资料已经用于对中国的工作。已经发给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И.谢尔巴科夫1956年10月21日

　　来源：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六卷、1955.8—1956.9），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