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革大把我由反革命的死路上拉了回来

　　<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3部3班7组　王正尧>

　　我生长在一个地主家庭里，过着优越的生活，因此地主的思想意识非常浓厚。对国民党反动派很信任。解放后，对于征粮、发行公债等不满，土地改革分了我的田地，打击我的统治利益，对共产党的不满痛恨在心；希望国民党早日回来，能够达到我重新统治人民的愿望，不再使财产受到损失。但是国民党不来；共产党对地主阶级是要彻底消灭的，为了躲避农民的斗争，我就到革大来藏身，以图另作打算。混进革大后，不相信共产党，不重视学习，抱着敷衍的态度。讨论时对本宣科，满口理论，没有结合自己的实际思想。因此，学是学，但在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为什么这样呢？主要原因是不信任上级，思想上有很多的顾虑，对自己的地主阶级思想不愿意放下，依依不舍地留恋着旧生活。在一、二单元的学习小结中，都没有谈出自己以前的罪恶行为，都是以过关的态度来搪塞的，虚报了自己家庭成分为贫农、中农、富农。以后教务长及战主任的报告，领导同志的启发和同学的帮助，相信了宿教务长的保证，把我的罪恶谈了出来：（一）我是曲溪的一个大恶霸地主，家内有300多亩田。作恶成性，家内养了几个狗腿子，他们都有大小枪。我每年到秋收时，骑着马，前后跟着十多个背着枪的狗腿到农民家中去收租。当农民因还没有收获完毕，不能交出我的租子时，我就乱骂，命令我的狗腿说：“如果农民不交租时，就可乱打，打死了有我负责任”。有一次，有十几家农民没有交租，狗腿用枪把农民的牙齿打掉和打破了头，农民找到我，我“理直气壮”地说：“你们挨打是应该的，因为你们不交租。”

　　（二）在家的时候经常领着洋狗，抬着枪到野外打猎。有一次狗乱跑，跑到了农民的田里，因狗的样像狼，放牛的小孩子看见了，用刀把我的狗杀了一刀，我立即打了小孩子几个耳光，然后亲自到公安局，命令公安局给我迅速办理这案件，使农民买一口白木棺材装了，令农民披麻戴白，把我的狗由东门街抬到西门街掩埋。

　　（三）我的父亲是个恶霸，有一次王、欧两个寨子，因为欧家收了王姓的谷子，对方动枪开火，我父亲便主动的领了人马带着武器和欧姓开火，双方都有死伤。

　　（四）我的二哥是个大官僚，在龙云的独立旅，二十四师当了团长，在昭通以团长名义做大烟生意，并在昆明市三合营，盖了一幢1000两金子的洋房，在上海做买空卖空的投机生意，吸人膏血。

　　（五）我自己随我的二哥在上海过着享乐腐化的生活，坐着小车子到舞厅，并到裸体跳舞的舞厅中，随自己意找舞女。并领着女子到沐浴室洗澡，洗完后，就在沐浴室里谈心谈笑，任意调戏妇女。

　　在昆明养了十几个男女佣人，我每天早起晚睡都要他们给我穿、脱鞋袜衣服。坐在小吉普车里领了些女子游街作乐、兜风，认识了3个昆女师的女学生，任意的奸淫，并要她们和我结婚，无耻的玩弄女性，想尽一套残酷剥削、压迫、欺诈之能事。

　　经过土地改革的学习，我才深刻的认识了我以上的罪恶。我是一个旧社会的寄生虫，凭藉封建势力，来剥削压迫农民，过着穷奢极侈龌龊腐化的生活。我今后要仇视和背叛地主阶级，在革命阵营中努力的改造自己，拥护土地改革，坚决站在农民一面，为新中国建设事业而奋斗到底，以赎我的滔天罪恶。

　　来源：《云南革大》第46期，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1952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