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馥英：检查我向上爬的思想

　　<交通大学化学系教授　刘馥英>

　　我在家庭中所受的教育是重男轻女的封建教育，以书香世家、升官发财、光门耀楣为男孩子们的人生目标。在幼年时期，常听邻居讲孟丽君、祝英台等等的民间故事，因此我自幼就想将来能和男子一样，出人头地，光耀门庭，这可以说是我向上爬思想的最早根源。

　　13岁那年，父亲死了，投靠四哥，那时他在广东（革命根据地）。因此我也接受了一些男女平等、女子经济应该独立等等的革命新思想。在小学时，参加过抵制日货的大游行，到县府去打县长，也参加调查日货等工作。在北伐刚胜利的时候，我非常兴奋跟着当时奉化的一些进步分子，参加了妇女协会。当时国共尚未分裂，我以为这一些新的气象都是国民党带来的，所以在县党部要我填入党申请书时，我也填了，但因我在奉化仅留很短时间，所以这申请书并未有下文。后来“清党”以后，知道奉化县党部的领导是“共产党”，他们都被捕逃亡，我从此也没有再和任何党派及政治发生过任何关系。当时我参加这些运动，以至有入党企图，只单凭一时的热忱，对于共产党及国民党都没有再进一步去认识，看了那时大屠杀的情形，对政治及党派发生了恐惧，自此埋头读书，不管闲事，专门在为自己的向上爬作打算。

　　中学毕业以后，就投考工学院，以为女子学工的少，向上爬比较容易。毕业以后，本想考出洋，因明知女的，又是学工，不易被录取，怕考不取，失了面子，所以不去考，乃贪图当时德国用登记马克的便宜，而去到德国。到了德国以后，先想去工厂实习，回来可以办工厂，做工厂工程师，以图名利双收。因当时实习机会不易得到，就进了“柏林工大”，进工大以后，并不想多学些东西，而是想赶快能考得博士学位，作向上爬的资本。刚巧连瑞琦先生介绍我认识谢树英先生，他代表反动政府与德国工厂去联系，我就借此得到一个实习的机会，实习期满，听说敏斯脱大学可直接入研究院，又继续读书。在实习期间，认识了伪资源委员会人员，去敏斯脱后，还常常去和他们联络，以作将来向上爬的基石。

　　回国以后，在浙大教书，和院长们住在一起，企图向上爬得到方便。当时同住的有师范学院院长王琎、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工学院院长李熙谋等。譬如李熙谋，自到上海后，他的行动是很显然代表反动派的，但在浙大时，我为他的假面具所遮掩，而我和他相处时间很久，又因世交关系，在重庆时，交往颇密，在这一次思想检查中，我发现了危害的可能性，曾细细检查，在言语、行动中有否无意识的犯过危害人民的错误，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找到。我却曾经利用他为我个人谋方便的事，譬如两次进交大，都是他介绍的，胜利后优先来上海临大补习班也是他的关系，而且优先买到了飞机票，后来潘先生要解聘我，也是他给留下来的。过去我对他的认识，只是他的假面具，所以对他所犯的罪，如他送出去进步同学的名单，我还以为是别人冤枉他的，今天我完全认识了他，我看到了他的真面目的可怕、可恨，使我警惕，以后看人，必须要撕去假面具，看他的真面目，不再为人蒙蔽。

　　我的向上爬思想是处心积虑的，我记得有一次，德文与工业化学同在一个教室里考试，考德文的同学不到半点钟就缴卷，而考工业化学的同学，对考试非常认真，到三小时方缴卷。当时文学院院长也在场监考，回到住所，他大骂德文教员，表扬我是负责的好教授，我那时觉得非常得意，因此我更骄傲，出题目很难，批分数也更紧，表示我对教育负责，可以提高自己的名位。我这种作风，在今天看起来，是完全对上不对下，只想要上面的人看见我的成绩，自己可以有路线爬上去，而从没有了解同学对于我所教的东西懂了多少。在今天如再用同样方法去做事，一定会一败涂地，我们应该以教好学生为目的，个人的名位也必须从工作中去争取，并不是笼络上级所能掠夺得到的。

　　到浙大不久，我就自动的要求到重庆去参观工厂，以及后来的历次去参加工程师学会，在表面上看来，是去搜集教材，但我的动机并不这样单纯。我主要的目的，是想知道国内实际情况，有些什么厂，是些什么人在主持，回来以后，可以在同学面前吹吹牛，同时认识了人，可以介绍毕业生，这样可以提高自己教育上的地位。

　　我也利用人事关系向上爬，到威远铁厂去任工程师，就是利用在德国时与资源委员会人员认识的关系，目的是想学会本领，以作向上爬的资本，所以离开威远铁厂时，将图样向经济部去请求专利，希望自己的名字在报纸上出现一下，以提高自己的名望。在请求专利时，也利用了人事关系，那时伪经济部管专利的是胡博渊，我是在兰州开工程师学会认识的，有一天在重庆路上碰见，他劝我去请专利，他可以帮忙，因为认识了人，在各方面都方便，我因此更觉得一切都须要有人做背景，这些都是造成我后来犯最大错误埋下了根源。

　　从兰州开工程师学会回来，因发表了论文，出了一点名，就有许多人来捧场，譬如沈鼎三曾陪我去见俞大徽，我也就想利用这机会向兵工署爬，也曾有资源委员会同人带我去见钱昌照，不过都没有结果。

　　这向上爬的思想，一直支配着我，最后终于演出了最丑恶的一幕，去竞选国大代表，一面想借此显示自己在工程界的地位，另一面想以此稳固自己在交大的地位，为了满足个人图虚名的欲望和达到利己的目的，竟丧心病狂，恬不知耻，利用欺骗、拉拢、请客、包办等种种卑鄙的手段，去做反动政府的帮凶，一面却还假装清高，说我的被选是完全被动的。为着表示我有特殊见地，选了战犯居正为伪总统，战犯李宗仁为伪副总统，其实其为害于人民，是完全一样的。在战犯李宗仁当选的时候，我也跟在人群后面去看热闹，也就是去捧场，自以为目光不错，给我选中了，而沾沾自喜，殊不知我自己已经做了罪人，鼓励一个杀人犯去杀人，就是给他合法的杀人的权利，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我自己做了帮凶，背叛了人民，还不自觉。

　　在伪国大开会期间，有汉口铁路局伪局长夏光宇想拉拢关系，请学技术的伪国大代表，组织一个“戊子社”，因为开会那年是戊子年，这组织只开过一次成立的座谈会，此后并没有任何活动和联系。我还参加了伪“宪政督导会”，我根本连伪宪法是什么都没有看见过而算是这里面的委员。我当时还以为我不参加伪“线建委员会”，是对共产党有好感，而不知道这两种会本质上是一样的反动，国民党反动派用各色各样的方法来利用我们，他不必要我们去参加直接的危害，因为如果这样做了，他的真面目会被揭穿，他利用我们的名字去欺骗人民，我就等于闭了眼睛在为他做证人，今天我看清楚了，我是上了反动政府的当，而叫我去上这当的，还是我自己的盲目向上爬思想，所以我痛恨这向上爬思想，要连根挖去它。

　　在伪国大开会之后，看见会场中形形色色卑鄙恶劣的丑态，自己忽然又清高起来，以为这伪国大的名字，简直损坏了我教授的“清高”，其实这种清高的观点是非常不正确的，将反动政府一切的丑恶面目，统称之为“政治”，而不知道这中间不是清高不清高的问题，而是一个立场的问题，自己站在粪缸里，硬说自己不臭，是不可能的，如果我过去不背这个清高的包袱，从阶级立场去认识政治，可能不会犯下这样大的错误，我不但应该痛恨向上爬，同时也应该痛恨无立场（？）的纯技术观点，以后我应该张大眼睛学习政治，分清敌我，不再重犯错误。

　　（编者按：刘馥英的自我检讨在政治认识上很差，如认为参加伪国大是“无立场的纯技术观点”等等。这里保持原文没改，以见其思想批判之疏谬。）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