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咸：检查我的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专家名位思想

　　<复旦大学社会系系主任　刘咸>

## 一、家世和学历

　　我出身于官僚家庭，我父亲在国民党政府江西高等审判厅做了二十几年的书记官，我大哥做过庐山森林局长。我用人民的膏血，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受了一连串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的教育。大学毕业后，考试成绩不差，留在母校东南大学做助教，有空闲的时候研究南京的藻类植物，自以为从此走上了专门科学的道路，认为一个青年人只要肯努力读书，总有出人头地的一日。

## 二、追求名位

　　在东南大学做了两年助教之后，感到要升到讲师还不知要几年，就开始有见异思迁之意。1928年暑假，由陈桢教授的介绍，到清华大学生物系当教员，名位报酬都升了一级，感到很满意，这是我向上爬的第一次。由于清华藏书多，我喜欢看人类学一类的书，开始对人类学发生了兴趣。

　　1928年，江西教育厅招考留英公费生，本只有生物学名额，我于考取后，致学人类学，主要动机是要独树一帜，做中国人类学开路人。因为在生物学方面，无论动物学或植物学，都已经有了领导人，而且都是我的老师辈，无论如何，是再也轮不到我了。因此，改走人类学路线，要想在科学界争领导权，投机取巧。

　　1932年，我由英回国，出卖牛津老牌子，应了山东大学之聘，担任生物系教授；路过南京时，中央大学也来聘请，答应一年后到母校服务。可是后来山大请我做生物系主任，我为山大待遇高，向上爬，就没有去中大教书。混到了系主任资格之后，觉得久做没有意思，且未必为人所欢迎，1935年就改应中国科学社之聘，担任编辑部长兼图书馆馆长。这个位置在国内科学界是很突出的，既可以藉此认识科学界朋友，又可以做社论批评别人，很合我的口味，动机当然也是在向上爬。

## 三、唯利是图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进占当时所谓租界，上海沦为“孤岛”，物价急剧上涨，我为了乘机图谋暴利，在保持币值的藉口下，开始囤积居奇。首先托友人买进一批西药，内中有奎宁丸一箱。买进不久，奎宁涨得最快，我在赚了些钱的时候，就把它卖出了，换进别的东西。谁知奎宁因天热当令，需要特别多，市面缺货，加以外埠无新货来到，价钱涨得更快，后悔卖得太早。

　　我服务所在的中国科学社为了保存民族立场，拒绝为敌伪工作，奉命结束，我因此失业。为了不做汉奸，乃改行做生意，以避免日寇注意。当时上海股票投机生意极其兴旺，证券票号，如雨后春笋。那些投机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注意看行情上落。我起初由于缺乏经验，大都因人成事，人家赚大钱，我就赚小钱，亏起本来，人家逃避责任，我就老实认账。几年中吃了许多亏，学了许多乖，所谓做生意要门槛精，就是人吃人。我当时发生两种感想：第一，以为这样如火如荼的股票投机买卖，将来一旦崩溃下来，将如何了得，这不只是少数人的家破人亡，直要毁灭一大群人，我也几乎被毁灭了。第二，做生意赚钱太容易，感到知识无用处，只有金钱万能，使人发生拜金思想。我当时也一心想赚钱，完全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所受的毒害几乎到了不可自拔的程度。

　　在抗战期间，我一味企图发财，先后向长城铅笔厂、人和药厂、物华公司、绿杨邨酒家加入过少数股份，在人和药厂和绿杨邨担任过董事或监察人，支过些车马费，实际上是剥削了职工兄弟们的劳动成果。我又和王恒守（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编者）合开过煤球厂，以投机取巧、偷工减料的手段，企图暴利，结果以经营不善反受亏累而告倒闭，自食其果。

　　由胜利以后到解放前的一段时间，我虽然在办学校，已不像在敌伪时期那样的做生意鬼混，可是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资产阶级丑恶根性并没有去掉，例如：向临大、暨大借用家具，久而久之据为己有；为北京友人代卖显微镜，从中渔利，损人利己；兼代闻再宥、艾思德功课，又兼复旦专任教授，具领专任兼薪和配给品，身兼三职，只顾自己利益，不顾同学损失。此外，接受学校贴补工友一名，支院长超钟点费，放拆息，拿回佣，克扣稿费，接受朋友和学生馈赠，滥用学校汽车、文具等，更重要的是我于1948年冬把租住房屋顶让于人，从而获取顶费，不劳而获，丑恶不堪。

　　我的资产阶级思想行为在解放之后还发作过。那就是1950年夏，华东文化部筹办“从猿到人展览会”，我被聘为筹备主任。当时有朋友对我说，为了理论结合实际，你应该写一本从猿到人的书，以供大众参考，甚至可赚一笔大钱。我听了这话，觉得是生意眼，就一面筹备展览会，一面抽空写稿。“从猿到人发展史”写成后，请卢于道先生看了一遍，提了些意见，并做了一篇序，交中国科学公司赶印成书，出版后就在展览会场发售，另外科学公司大做广告说，这是人类学权威、本会筹备主任刘某新著，尽量出卖我的头衔，来达到多销目的。因此，第一天印就的500本，即被观众抢购一空。我当时这样想：为什么没有能赶在展览会开幕前出版，那不是更可以多销多赚钱吗？后来该书行销不畅，又认为是内容太深，不够通俗，又归咎科学公司没多登广告、发行网不够广。试看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唯利是图，是何等严重。

## 四、教学检查和生活作风

　　我于1932年贩卖了在英国所学的一套含有毒素的帝国主义的人类学理论和技术回返祖国。自以为人类学是冷门，物以稀为贵，不怕没人请教。多年以来，先后在山大、暨大、复旦等校，把帝国主义的荒谬人类学知识学说，当商品似的到处出售，而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各大学先后教过人类学、民族学、先史学和进化论等课，都是就资产阶级立场讲授的；至于理论脱离实际，学非所用，一向就没有顾到。例如讲人类学，就把在牛津所学的一套，囫囵吞枣地向学生填鸭式地灌输一番，也不管有无毒素，是否适合国情。讲人类学的应用时，内中有一条这样荒谬地说：“人类学的知识可以用来统治落后民族”。这简直是帝国主义者的口吻，助长帝国主义的血腥统治。

　　解放后，当我上人类学课时，讲到男女在体质上、心理上的差异，我仍犯了以男子为中心的错误说法，认为男子体质健强，富有创造力和冒险精神，而女子则体力较弱，善于模仿，保守柔慈，以为这是真理，毫不怀疑。这是资产阶级国家的说法，带有浓厚的腐朽的封建意识和重男轻女的思想。

　　以前我研究民族学，从来没有以平等眼光来看国内少数民族，而只觉得他们的文化低，智力差，和经济生产卫生教育的落后。到他们中间去考察也只是为了自己搜集些材料，作研究、写论文、做报告之用；而这些论文、报告最好用西文写，在外国杂志上发表，以博取个人名誉，提高所谓学术地位。而对于如何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提高他们的文化教育，发展他们的经济生产，改良他们的卫生风俗等等，从来没有好好地考虑过，或写个计划，作个建议。我完全没有站稳人民立场，真是愧对人民，尤其愧对兄弟民族。

　　我所著的“从猿到人发展史”，内中有唯心之论，尤其第四章“劳动创造人”，虽然根据科学事实立论，但对于古时人类由似人猿进化到猿人时，不免有若干想像，没有物质基础。讲到人类22种特征，说是量变不是质变，这是错误的。又说伲人和智人有过一个混居的时期，因此文化也混淆起来了，这是抄袭资本主义的谬说。根据苏联学者的新说，伲人灭绝之后就是智人，并没有混居时期。这书有不正确的观点和叙述，我当时只知道赶快出书，希图多销，而没有对人民负责，其发生的危害何等严重。

## 五、主导思想

　　根据以上所举的许多事实和例子，我的思想发展显然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我离开农村走向都市，入学校读书，经过小学、中学、大学，最后到留学为止。这时期主导思想是一路向上爬的名位思想，先要博学成名，认为一个人有了名就不患无位，也就有了利；名在前，利在后；名是利之表，利是名之实；名是手段，利是目的；名利可分而又不可分。我有时自命清高，以博取虚名，力求造成专家，以猎取名位，有了虚名就不怕没有位置，有了位置自然就有实利。所以我到牛津读书，学人类学，都是矫情立异，出奇致胜，搞冷门做专家，都是这套思想在做主导，并且是一贯性的。第二个阶段是自我由英国回国之后，中间在文教界服务，敌伪时期在沪做生意，直到现在整整20个年头。这一阶段的前期还有求名之心，自抗战以后，由于长期住在上海，物质引诱，生活逼人，觉得名是空虚的，没有实用，饥不可以为食，寒不可以为衣，只有金钱万能，可以通神，可以做任何事情，加以在敌伪时期，我受过经济压迫，致亲者不以为亲，故者不以为故，深切感到人生不可一日无钱。因此我的思想转变到避名求实，弃名求利，在经济方面达到温饱生活。

　　总结说来，我的主导思想前一段是名位思想，后一段是唯利是图思想，同时又以专家技术自高自大，所以合起来是“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专家名利思想”。

　　（根据刘咸的思想检讨总结删节而成）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