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思成：我认识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对祖国造成的损失

　　<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梁思成>

　　三反运动开始后，我认识到像我这样从旧社会中过来的人，我的脑子里还留着很多资产阶级思想。我现在是人民的大学里一个教师，假使我一脑子都是顽固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又不彻底去改造它，我自己本身就可能成为教育工作中的「糖衣砲弹」，对于培养祖国建设干部工作的危害性是很大的。因此我迫切地感到必须认真又认真地检查自己，决心改造。

　　我有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思想在指挥着我的行动，在我一切工作中，以官僚主义、自高自大的个人英雄主义，本位主义和家长作风等等形式具体地表现出来。在人民的财产上，在建设干部的培养上，三年来已造成很大的浪费和损失，使我痛恨自己。这一切都因我没有站稳工人阶级立场，乃至于还没有站在人民立场，而经常是站在时时刻刻忘不了自己的个人立场或资产阶级立场。因而我的观点方法，必然跟着立场而决定。虽然我对于新中国有无比的热爱，对于共产党衷心地拥护，但我平时对政治要求不高，不努力学习，还没有把我的屁股移过来，所以那一切有毒的思想就经常的表现在我的行为上。在事实上做了许多反抗共产党的领导和损害新中国的建设的事，使我非常痛心。

　　在学制问题上，我是一向主张清华应成为一个综合性大学的。对于营建系，坚决主张五年制。我心目中所要培养出来的建筑师是学问渊博的、博古通今的，既匠又儒的所谓「通才」。他不但能深切体会本国古典传统，并且熟悉各民族各国家各时代的艺术特征；能鉴别优劣作风，追溯源流，欣赏它们的风格，同时又懂得工程结构，知道最近代的革命性的材料用法而加以应用等等。我把这些理想标准，硬加在每个学生身上。至于是否适合目前祖国迫切需要？那就不管。因此，我就不惜引用苏联建筑研究院对于艺术史等课之如何重视，来支持我的主张。这样的「通才」是不是好的呢？一般说，是好的。但是不是我们当前所急需的呢？那就不是的。而我却依据主观愿望，以资产阶级的脱离群众的标准来作为中国人民的大学营建系的标准。很显然，我所定的课程当然不是「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与实践一致」的课程。我有什么理由把国家所需要的干部拿来造就成为我主观上希望造就的那种「人材」？这就是个人主义违反大众利益的最具体例子。

　　我在解放后参加革命工作已三年，还始终不认识这点，直到最近才初步认识了。这真是可怕的罪过。这样的课程既然是不科学，就是脱离群众的，非大众的。以这样的思想来教育我们祖国的青年，我不是教育他们，而是毒害他们，要把他们造成资产阶级社会里纯技术观点的「艺术家」。我这种思想的反动，它说明我的立场距离人民立场还有十万八千里！当时我完全看不到这点，昏头昏脑，只看见自己的主张，固执地自以为是。感谢这半年来的学习，这一点我今天已初步看见了。我完全承认我这种不可饶恕的错误。

　　在院系调整的问题上，早在差不多一年以前，在京津唐四个大学的建筑系课程改革的会议上，就曾经通过了一个议案，向教育部要求四校的建筑系合并为一个营建学院。但是我以召集人的地位，却没有将它正式向教育部报告。因为我当时完全只由个人利害看问题，只觉得这些系合并之后，我不愿成为主要负责人。我又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猜想那几校的系主任，都在外面执行业务，必定是金蝉脱壳之计，要把一切都推给我。而我自高自大的思想，又使我害怕合并之后，会冲淡或降低了清华营建系的水平。又怕各校教师合在一起有人事纠纷。再加上我身体不好，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完全不看各位系主任诚恳迫切的要求，看不见祖国培养建设人才的需要，完全从个人利害出发，竟然把一个议决案搁置起来，置之不理。我这种完全为个人打算，欺上瞒下的行为，实在是不可饶恕，不能容忍。

　　至于北京大学工学院马大猷院长在检讨中所提到的朱兆雪先生，马院长对他固然已有了成见，当马院长同我谈起时，因为我自己对朱先生也有成见，也认为他是一个土木工程师而不是建筑师（当时我对于这个界线就看得过分严重），他的结构技术虽然很高，我却没有任何根据地就断定他在建筑设计方面的技术是不行的，所以就不负责任地发表了一些意见。我记得当时我所强调地的是建筑师与土木工程之间的区别，我只片面地说土木工程师如何如何在设计方面之不胜任，而没有同样地说明分工合作之必要，因此，我竟就做了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丑恶事实。马院长曾经建议把建筑系调整到清华来，我又为了维持所谓「清华水平」的自高自大思想，加上避免人事纠纷的宗派思想，断然拒绝。等到当时的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决定北京大学建筑系停止招生时，我心中一方面暗叫「活该」，但另一方面又觉得真的关了门也很可惜，更怕合并到清华来，所以又向当时高教会的一位同志说了一大通道理，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从旁请高教会收回成命。说来说去，我就是自高自大，抗拒调整。我这是服从共产党、人民政府的领导呢？还是抗拒共产党、人民政府的领导呢？

　　至于教学方面，在课程的内容上，我更是经常地、也不自觉地传播资产阶级思想。从一九三O年前后，我就完全做了资产阶级建筑理论的俘虏。因为我有严重的纯技术观点，而没落腐朽的资产阶级艺术理论正是机械唯物论同唯心的艺术论的具体结合，是最投合我的纯技术口味的。机械唯物论同唯心论在表面上看来仿佛是矛盾的，而事实上它们是统一的，它最具体的表现就在所谓「现代式」或所谓「国际式」的建筑上。他否定了一切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或做成方块玻璃匣子的样子，或采取抽象派、立体派绘画和雕刻中畸形怪状的曲线和体积，或是片面地强调夸大结构功能之表现。其实「国际式」就是「世界主义式」，是资本主义要统一、要垄断全世界的经济文化的法西斯思想在体形上最具体最老实的供状。我虽然研究中国建筑二十年，但我完全把它当历史陈蹟或古董去研究。对于祖国文化只有恋旧的爱好，而看不见它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中生气勃勃的一部分，我在创造方面对它没有信心。我虽然常常著文宣扬中国建筑的优点，但在实际工程上，在教学内容上，我的理论与实际是完全脱节的。

　　一九四七年我从美国回来，我这种资产阶级艺术理论的思想更发展到不可容忍的程序。我以清华「首创全国第一」的自满自大心情，在清华开始讲授所谓「抽象图案」，使学生做了许多形式主义的模型，做出那一套完全脱离实际的唯心的把戏。当然，这些立体派、功用主义、摩登派、最现代等等毒素，早已毒害了全中国的建筑师，使他们愈难于同本国传统接近，感情上对本国的东西更加冷淡，而我也火上添油，还自以为是以「前进」的建筑师之一而自豪。

　　此外，如在都市计划概论课程中，我口口声声地讲「社会主义」，自以为是历史唯物论者，是进步的。其实我所讲的「社会主义」正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是想用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中威尔斯所说的那种「技术知识分子」们理想来改良都市，从而改革资产阶级所谓「人民生活」，建立「社会秩序」为目的的，是以抵制他们所最怕的革命和阶级斗争为目的的。那就是我所崇拜的孟福德和沙理能的理论。是完全本末倒置，违反发展规律的理论，完全是反动的，反革命的。就因为我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都跟他们一样，所以我就热心地接受了。幸而对这一点我认识得早一些，所以总算是批判地接受了他们的技术上经验。但我如果不能掌握唯物辩证的观点方法，我仍不能认识正确的政策方向，仍然会以片面的纯技术观点来处理一切，无论在教学上或首都建筑的计划上，都会造成极大的损失。

　　在建筑设计方面，我记得有一年清华校庆展览，在意见书中有人批评我们的设计是「集空想之大成」，我看了很不服气，我还对几位先生同学说：「将来学生毕业之后，一切设计都要受到各种条件的严重限制，所以现在应该让他们尽量发挥他们的理想，就是他们要设计一座黄金盖的房子，也应该让他们做。」今天提出这个例子就证明我当时思想的错误。又如我们每位同学的第一道设计题「我的房间」，虽然目的在使同学们初步认识一个人生活上所需用的空间尺度，但我从中却给同学们灌输了一套私人专业至上的思想，再加上铺张浪费的美国生活方式。只举这两桩小事，就可以表明我教学的内容的主导思想还是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想。我配做一个人民教师吗？我配做人民的建设干部吗？

　　在清华的建校工作和营建系服务部的工作中，我也犯了各式各样的错误，去年清华大学建筑许多新校舍，营建系和我却采取了旁观态度。当时我尚在休养期间，学校领导上为了照顾我的身体，没有让我参加工程委员会，由此我就采取了「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态度。虽然系中有几位教师参加了工程委员会的工作，但我不仅在思想上不给予应有的领导，在技术上也没有给予协助，反而在那期间，在建筑设计理论上同许多位教师形成了对立的局势，在一些具体工作中，更用极其恶劣、极其粗暴的态度提供我的意见。

　　在捐献工作中，我系师生发生了盲目追求数字的自我表现的偏向。我忘了照顾个别同志的情绪，竟在这方面予以鼓励。最后就引致了系中教师间空前的不团结现象，有土崩瓦解之势。在系主任的岗位上，我是要负大部分责任的。其所以演变成那样一个局面，主要的是我的政治水平太低，未能全面看问题，未能从人民立场看问题，又未能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其所以造成当时那种危急的局面，就是因为我满脑袋都装满了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伟大而忠诚的互助精神与团结精神」。一直到这次「三反」运动中，我才看见了我的错误，使我沉痛地看到因为我这样的领导，使系中对建校工作采取了旁观的态度，放纵了学校工程委员会中一些贪污分子去勾结奸商，大量盗窃国家资财。此外，在服务部所设计的北海托儿所的工作中，又因为我的官僚主义，不领导，不检查，致使地基和屋顶设计错误，又加上建筑公司在把头把持下，偷工减料，工程完竣刚刚一年，已呈现了极大的破裂现象，屋顶部分且有危险。我前几天去检查工程，看见那些天真活沷可爱的小孩，他们都是我们祖国将来的主人翁，又是我们最优秀的革命干部的儿女，而我所负责的房子，却正在威胁着他们的安全乃至生命。更不用说我所造成人民财产方面巨大的损失。我看了说不出的心痛，眼泪夺眶而出。我深刻地认识到，我的官僚主义已使我成了人民的罪人了。不仅如此，使我更深刻的体会到：脱离政治的纯技术观点，对人民的危害是不可估计的。这是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育。它使我痛恨自己脑子里的资产阶级思想余毒，它使我联想到刘元敬那样的奸商，增加了我的阶级仇恨，使我更千万倍地仇恨那些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尤其是像刘元敬那样在国防工程中盗窃国家资财的奸商，和暗害我们的志愿军的奸商。这使我在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站稳人民立场上，得到深刻的教育。

　　这一次进一步思考检查，使我又把自己认识得更清楚了一点。我认识到我思想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思想是极其严重的，它指导我一切行为。我以往，只是纯技术地积极工作。我虽然参加了许多政治性的会议。参加了政府的工作，并有机会与许多领导同志们接触，但我听了他们的报告或谈话，就不求甚解地接受下来，常常断章取义地引用作为我许多资产阶级行为的护身符，而我还自以为很进步。就这样在主观的、自以为是的自满情绪中，尽量发挥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做了许多损害人民利益的事。让我们单只在院系调整一个问题上算一个账看看，假使清华大学大多数的教师，像我这样的人，能早一年认清人民的需要，祖国建设的需要，从去年就调整院系，单是营建系一系已为祖国培养了三百个建设人才；北大、清华、燕京三校合计，培养了文法理工六、七千建设人才。这个巨大数目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想到这里，真使我说不出的痛心。我痛恨资产阶级思想通过像我这样的人，严重地障碍了祖国的建设，而我就是具有这种腐朽思想的一个分子。我的罪过是不可饶恕的。我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正确的领导，在去年九月开始了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以来，又及时号召全国人民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以及一切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坚决的斗争，使我逐渐清醒过来。我也感谢同志们对我的关切和帮助。我一定要加倍努力学习，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民教师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干部。

　　来源：原载一九五二年四月十八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