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元怀：检查我的反动思想行为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欧元怀>

　　“八一三”全面抗战之后，我把大夏大学先迁庐山，再迁贵阳，三迁赤水，至1946年才重返上海。在这十年间，我的反动本质严重地发展，表现为封建官僚主义及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行为，现在就重点地检查抗战后解放前我的反动罪行。

　　（一）1939年在贵阳，有“大夏”学生2人，遭省会警察殴打，引起全校学生愤怒，集会决定整队向国民党反动贵州省府请愿惩办警察。我劝阻无效，当学生队伍出校门时，我想出急计，横躺在校门口，阻止其前进。以致几百名学生被我这一举动拦住。我并且出布告说要辞去副校长职务，使学校呈紧张状态。结果迫使出去游行的学生都签具了悔过书。我当时认为前方抗战，后方要维持秩序，“大夏”初到内地与地方政府闹冲突，对学校名誉有损害，对我向上爬的野心有妨碍。我还想替地方政府撑腰，如我能把风潮压平，自可使省当局提高对我的估价。记得当学生集会时，警察局长忽然进来，学生喊打。我把警察局长抱住，叫学生打我，不要打局长。我不察是非曲直，坚欲为地方维持秩序，是站在统治阶级粉饰太平，巩固统治阶级的权势。

　　（二）因为我这样不顾正义地压迫学生搞运动，为反动政府维持秩序，是会引起反动统治阶级的赏识的。果然在1940年年初，周诒春介绍我给吴匪鼎昌（当时反动政府贵州省主席），保我做贵州省教育厅长。我于1940年5月就职，1945年2月卸任。这4年多我一面做官，一面仍兼“大夏”副校长名义，进可攻，退可以守。就任伪厅长不久，即被调往反动中央训练团第十期受训，并被派做训育干事，每天要批阅小组各人的日记。中训团提倡中国的四维八德，又灌输外国的法西斯主义。蒋匪本人及吴稚晖、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谷正纲、张厉生等都来训过话。顾毓琇是第十期的班主任，王东原是教育长。整整5个星期的法西斯训练，更使我的思想毒化了。在我的履历上添上了新头衔——中训团党训班第十期结业，我的反动思想又武装上了法西斯主义。因此在反动教厅长任内，对反动教育部有关统治教师和青年思想行为的“防共”“反赤”的法令公文，我照例很迅速地传令各县执行。毕业会考制度，本来是反动教育部为束缚青年使他们埋头读书，无暇过问政治参加学运的手段，我也很认真地推行。一次贵阳高中学生意图反对会考，我把该校校长记过，将训育主任撤职，并开除学生一名。这说明我如何利用职权，对教师、青年施行法西斯的统治。反动教育部在重庆，渝筑密连，所以反动政府的政令总先在贵州推行。我也就利禄薰心为博得嘉奖，替反动政府尽心卖力，这是我向上爬和奴才思想的表现。

　　我在反动教厅长任内，除推行反动中央的教育法令外，并制定许多本省单行教育法规。为便利实施起见，我把国民党反动中央和地方的教育法规于1942年印成八巨册，分发给全省各县政府和中等学校。这些法规突出地表现了法西斯统治的性质。要学生服从“总裁”言行，服从国民党的指导，实行精神总动员纲领。这个办法规定，危害青年学生是很严重的。他们的思想言行、读书看报、集会活动等等都要受束缚压迫。我定这办法，推行于各级学校，不仅是帮凶，也是法西斯统治的主凶。

　　我为取得“贵州人”的欢心，还派教育厅的职员编撰“贵州名贤传”一册。自西汉到满清，一共选了34位所谓名贤，编为传记，做本省中学生读物和小学教师补充教材。选择的人物大多是为封建政府戡平贵州少数民族革命有功的刽子手。如清朝的丁宝桢就是为满清皇朝在岳州打退石达开太平军的。我把这些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列为名贤，是因为我站在反动统治立场对待历史。我把这本书作为中学生的补充读物和小学教师的补充教材，更严重的危害了青年儿童，使他们中了反动的毒素。

　　国民党反动中央政府通令各省施行新县制度，贵州省各县所调地方自治干部非常缺乏。我在1943年曾经订立贵州省中等学校毕业生参加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办法，使不升学的青年必须参加受训，受训期满必须充当地方行政干部。这一办法施行后，省训练团与区训练所的学员来源大半解决。不升学的青年，大都是因为家庭负担，不能不休学做事，现在强迫去受训，使他们的经济感到困难。至于在训练机关内，所受的反动统治与法西斯的毒素这个危害性更大。学员出去，都是做反动统治的爪牙帮凶。

　　我曾在贵州各县普遍设立民众教育馆，一方面增加了地方预算和人民的负担，同时更藉此进行反动的宣传，毒化人民的思想。

　　我也曾在反动教厅长任内，担任过一年的贵州省县政干部人员训练团教育长。团主任是吴匪鼎昌自己兼，我常常对学员们做精神讲话。无非都是拥护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法西斯的一套。我又兼任过贵州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的主任委员及贵州省三青团监察一年。新生活运动是蒋匪欺骗人民的手段，而我却通令各县推行这一运动，虚张声势。我担任三青团的监察，并没有开过一次监察会，我完全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挂上这个帮凶的名义。1943年秋，我还代表反动省府往黔东铜仁、镇远两专区征粮。两区专员、县长及粮政人员，在铜仁开了3天会，雷厉风行催人民迅速纳粮。

　　我在反动省教厅长任内，对人民最大的罪行，莫过于参加特种会报。这是反动党、团、政、军对付革命人士交换情报的机构，也是国民党反人民的中心权力机关；中统、军统的狰狞面貌，都可在这机构里看出。中统的主要代表是省党部，军统的主要代表是保安司令部，省政府派我和民政厅长参加。我主观上以为出席这一会报，可与党团军三方面要人联系，所以就接受这一差事。这一会报是不定期开的，开会地点在滇黔绥靖公署后院。参加这会报的有反动省党部主委黄宇人（主席）保安司令韩文焕（副主席），有军统特务黄加持，有三青团书记长季天行，有绥靖公署参谋长王天鸣，有民政厅长谭克敏等；后来反动省党部改组又加上傅启学、黄国桢。会报席上对中共人士呼为“异党”或“纤维”（奸伪之意）。黄宇人等都主张对共产党宁枉勿纵。有一次黄宇人报告镇远有一“异党”被枪决，另一次报告逮捕省城“异党”蓝某等数人，随后孔福民县长被捕、生活书店被查封书籍被焚毁等等黄宇人也提出报告。在云南会馆内拘留几十位进步分子，我曾对他们演讲一次，劝他们信仰三民主义，不要执迷不悟。后因“大夏”毕业生好多人被捕，我曾要求吴鼎昌免除我这一职务。他笑答我：“你鬼混鬼混好咧。”因为做官心热，接受伪命参加会报，现在想来捕人、杀人之权虽然不属于我，但既出席会报，当然要负应负的责任。

　　在这里我应该附带交代我与吴匪鼎昌的关系。吴鼎昌是政学系的头子。1943年蒋贼在贵阳住了一个时期，吴匪请他吃饭，我被邀做陪客。还有他先后宴过蒋匪帮要人陈仪、陈立夫、谷正纲、何应钦、孙立人、汤恩伯等人都曾请我做陪。他几次出外“巡视”，也邀我一同去。我在贵阳过50岁生日时，他一家三人合送我一幅画，当时我感到受宠若惊深深感激，因此我对他也是奴颜婢膝阿谀奉承。我打算钻进政学系这一反动组织，曾向他谈起此事。他当时竟对我否认有政学系的存在。可能是因为我为了向上爬，曾多方拉拢关系，致使各方面都怀疑我，没让我参加他们的组织。后来我竞选伪立法委员时，还曾求他写信给白匪崇禧、吴匪铁城推荐我当立法委员候选人。

　　（三）1946年1月，“大夏”在赤水县。反动县党部县政府接到反动中央命令要“各界”举行反苏大游行，宣传东北问题。“大夏”在赤水是最大的团体，游行也就以“大夏”为主体。在会场散发的宣言是“大夏”教授吴澄华起草的。我是主席团之一。我并作了一番煽动性的宣传，根据反动的中央日报登载的张莘夫被害事件，以为是“天人共愤”，我又强调苏联不依约撤兵是障碍东北接收，我认为东北应该由“国民政府”接收，不应该交给共产党。我这样歪曲事实大放厥词，毒害青年，欺骗人民，毁谤友邦是应该深刻检讨的。

　　（四）在上海我曾镇压学生运动，开除学生，解聘进步教员。1947年南京“五二〇”事件发生后，我曾参加吴匪国桢召集各大学校长研究镇压学运的会议。1947年11月11日，我因于子三案亲自到群策斋前面撕去同学张贴的剪报宣传品，引起学生愤怒反对。13日上午学生大贴标语，下午开会，会场很乱，并有学生3人被殴伤。是夜即召集校务会议，决定开除进步学生9名。该日下午我又参加了吴匪召集的大学校长会议，吴匪指示要各校严厉约束学生。15日早上，学生又张贴标语，我在这天下午又布告开除学生7名。1948年6月19日“大夏”学生闹“改国立”运动，包围教务长鲁继曾迫他签字答应延期三天大考。后来“改国立”问题未解决，继续罢考。学校乃于29日布告放假，并限学生于7月5日离校。7月3日我和王毓祥一同去看吴匪国桢，告诉他“改国立”运动演变情况，并要求他于7月5日早晨派飞行堡垒到校示威。我们又去反动警察局，看俞匪叔平，要求他在校门口长期设警察派出所，以资镇压。7月4日晚我召集校务会议，报告风潮原委，并提出开除学生原则，凡参加学潮的积极分子一律开除。次日我即布告开除学生56名。我为什么犯这样大的罪行呢？因为我做过反动政府的官，已和反动统治阶级沆瀣一气，我是站在反动立场对待问题；我深恐学生闹得过火，学校会被反动当局取缔，危及“大夏”地盘及本身利益。我的反动本质已发展到法西斯地步，宁可牺牲进步学生来粉饰太平顾全自己利益。

　　陈友伟先生是当时文学院的助教，在学校做地下工作的。图书馆负责人韩钟琦向教务长报告说陈助教开列有关马列主义书单要他购买，特务训导员唐寒江向训导长和我报告学生常在陈助教的房间开会，当行政会报开会时，鲁继曾教务长提出对吴泽、陈友伟不满。当时我支持吴泽，觉得陈友伟可以解聘，结果行政会报会议通过解聘陈友伟。因为在学潮澎湃时，我最怕有人在“幕后操纵”鼓励火上加油。我站在反动立场，怕学潮，当然也厌恶推动学潮的人。我所以留吴泽，是因为他学问好，学校必须借重他。还有进步教授李正文、邱汉生、翦伯赞等在“大夏”兼课，也因为学校特务横行无忌愤而出走或停聘离校。我职居校长应该由我负完全责任。

　　（五）胜利复员之后我很想当伪国民参政员或立法委员。因为我的封建官僚思想又在作祟，反动教厅长卸任数年，久静思动；我又看到同事王毓祥任副校长十多年兼立委，职务轻松，待遇优厚，非常羡慕。我于是奔走权贵之门，曾向战犯张君勋、曾琦、吴明昌、张厉生、陈立夫表示过我的意思。蒋匪决定选举国大代表与立法委员时，我认为这是极好的钻营机会。我决定竞选立委，既可长期支简任一级公费，不要脱离“大夏”，亦官亦学，名利双收，一举数得。于是我四处活动，为了参加区域竞选，当福建省反动省主席刘建绪、反动省党部主委陈联芬、三青团书记吴春晴道经上海时，我曾向这3个未见过面的人，卑躬屈节地请求他们把我圈定为福建莆田的立委候选人。没结果，我又拜访伪中央选举指导委员会的匪首吴铁城、白崇禧、朱家骅、洪兰友、谷正纲等人，结果我被圈定为大学教授候选人。我接着进行三方面的竞选活动，向潘匪公展、吴匪开先乞怜，请他们在上海方面支持我；我普遍拜访上海专科以上学校校长，请他们疏通教授，投我一票；我去函请托国内各大学熟人，请他们替我拉票。当时有朱家骅系的伪高教司长周鸿经也到处拉票。上海C.C.系统因上海各大学中没有人参加这一项选举，所以潘公展、吴开先奉陈匪立夫之命助我抗周。因此我在上海得选票800余张，而吴匪开先又以社会局长资格，主持选举事务，替我增加400多票，我就私刻图章，冒领选票投入票柜，在上海一处我“获得”1231票。这是一件极卑鄙龌龊的事。我做了立委，在政治上是极大的罪行。蒋匪既要假伪国大替他劝进做伪总统，又要假立法院巩固政权。我贪图虚荣享乐，又挤进了反动统治高位，成为匪帮中的一员，想起非常痛悔。在伪立院一年，我虽然没有提什么案，但我既任立委，所有危害人民的决议案，我都参与，也都应该负责。我利用学校人事设备，做我竟选立委的机构，我模糊了许多人的政治意识，为我投票，使他们为我沾染了污渍。今天想来，也是应该向他们低头谢罪的。

　　（六）在临解放前，我还参加了潘匪公展召集的中国实业银行座谈会，组织上海市自救救国联合会，我为发起人之一。我又先后参加去看过美帝国主义大使司徒雷登、美帝国主义经合总署署长霍夫曼、美国会议员波立特，都是要求美国加强援助蒋匪反共，我们又曾以同样要求写信给杜鲁门和美国国会。我这样跟着反动派奔走呼吁，恬不知耻，这是为虎作伥引狼入室出卖祖国的汉奸罪行。解放前夕，孙科、何应钦两战犯先后组阁，都征求我做伪教育部长，我都没有答应。他们之所以找我做伪教育部长，必定以我的反动本质，有当奴才的条件。我不就伪教育部长职，是看到匪帮政府已到垂死挣扎时期，我如就伪职，必定毁灭自己，并且会危害学校。这主要是看风转舵从个人利益出发，而不是因为反动性不够强。

　　除以上所列举的反动罪行外，我在1936年还参加过由王伯群、王正廷、张发奎、许世英等组织的“丙子聚餐会”（道社），想藉以接近官僚，便于追求名利向上爬。1947年9月“联合国远东区基本教育会议”在南京召开，我被反动教育部聘为中国代表团顾问。1948年我还被邀为上海伪参议会申请免役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委员。正因为我对匪帮政府服务是有力有功的，所以反动国民政府曾颁发给我“胜利勋章”。

　　最后我检查我会见蒋匪头时的奴才思想。我会见蒋匪头的次数相当多，1937年在庐山蒋匪头家里。他分批“召宴”，在吃饭的时候他逐一向我们打招呼。当时我觉得他待人很周到有礼。以后参政会在汉口、长沙、重庆开会，每次他都在家里分批“招宴”参政员，我每次都有受宠若惊之感。在伪中训团受训，蒋匪头单独召见我一次，那时王匪世杰、段匪锡朋都在旁，他们坐着，我用立正的姿势诚惶诚恐地站着。蒋匪问我贵州教育情况，我答到任不过4月，一切从头做起，学风还好。这意思就是说学生肯埋头读书不会闹什么运动。匪头问我“大夏”情况，我说我任厅长后，“大夏”由王伯群多负责，但经费比较困难。他问我受训心得，我答对总裁的每篇训示我都要遵从。我并替贵州省政府面递追加预算，说明需要的迫切，匪头叫我把预算交给王匪世杰。这次召见有15分钟，我当时非但不以奴颜婢膝的应对为耻，反引为平生无上光荣，这是十足奴才思想的表现。1943年蒋匪头在贵阳住一个多月，分别召见各厅厅长，由吴匪鼎昌在旁。我把主要教育统计数字背熟后去看他，以利应对。任伪立委后也曾被分批召见过一次。蒋匪头背叛革命，是人民的公敌，我竟以为他是“民族英雄”、“革命领袖”，心里非常敬仰他，更因为会见他的次数多而津津乐道引以为荣，这是十足的奴才思想。我披着教育工作者的外衣，挤进了匪帮，爬上反动统治高位，与匪头往来，模糊了许多人对反动政权的看法，我也鼓励了许多朋友和同学积极地钻营投入反动政治的泥坑，现在想来，害人害己悔愧莫及。

　　（此文系根据欧元怀的检讨第二部分压缩而成，该部分原文长达25000余字，本文在许多地方做了整段、整句的删减，但对原文的组织、字句没进行修改，基本上保持了原文的面貌。）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