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柯召：批判我的纯技术观点

　　<重庆大学数学系教授、柯召>

　　我生长在一过封建的家庭，小时父亲教我认字，动辄责骂，要我走读死书和往上爬的道路，这就种下了我好静恶动，抱着书本子只关心个人的名利而对其他漠不关心的根子。进小学后一直到现在，我几乎全部都是过的学校生活。学生时代，有时间就啃书，同别人很少往来，因此考试成绩较好，老师们称我为“好学生”，慢慢形成了一个“吹牛的书呆子”，一心想当“专家”，在数学上成名，同时亦是要在数学里面逃避一切。在英国三年，除了学教授们如何写文章解决数学上的问题以外，其他一切，我都是漠不关心的。回国后，我的教授愿望达到了，於是乎我就把我学的一套东西来教学生，要他们学我的样子，读死书做“专家”，合乎这个标准的才是“好学生”。说的是“清高”，其实是把我所接受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毒素往他们脑子中灌输。当物价上涨，生活下降，使我的生活感觉到有点不愉快时，厌恶反动政府。但我的可笑的荒谬想法，是把它归咎於“学政治的人没有念好书，专家太少”的缘故，对於阶级社会里人吃人的本质毫无认识，自己则在多方兼课，努力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

　　解放后，我对於学习在形式上是努力的，就是说，仍然用读书本子的方法去学习，在理论上知道一些新的东西，但是当教条接受。我读过好几本关於辩证唯物论的书，也会说“矛盾统一”等道理，但是在一个大运动中间，总觉得同我自己的业务有矛盾，而没有想到统一的一面，还是纯技术观点在脑子中作怪。我学习过在新中国对於工作应有主人翁的态度，但是对於行政工作仍不愿做，作系主任起初是勉强接受下来的。可见从个人出发的思想作风，依旧在支配着我。经同志们的帮助，揭露了我的自高自大、明哲保身等错误的思想意识后，我才大吃一惊，发觉到我的疮疤很多，接触到自己的思想实际，初步认识到自己的一些错误，体会到要对“旧我”作不调和的斗争，才能改正错误，做一个新社会的人民教师。

　　我对於工作，总是强调困难而不去想如何克服困难，能推脱最好，否则就想如何去“完成任务”，而不是想如何把工作搞好。在一九四八年夏至一九五零年夏，我担任过数学研究所主任，开始时我以图书馆的数学书籍太少，数学杂志没有，学生的程度差，研究能力不够等等理由来推辞。意思是推掉最好，万一推不掉，搞不好的话，我是不负责任的。两年中我只是开设了一些专门课程，拿些题目给学生做，敷衍门面，一个研究生也没有培养出来。解放后各校需要助教，我就劝他们做事，结束了这个研究所，其实是我自己在想脱手。这说明我的工作态度是不对头的。在今年年初担任系务时，“能不做最好不做”的思想仍然是有的。“三反”运动教育了我，使我认识到这种工作态度的危害性，我决心要好好工作，和同志们一起把数学系搞好，负起它对祖国应负的任务。

　　一个未经改造的旧知识分子，不但不可能担当起教授的光荣任务，而且对人民教育事业是有严重的害处的。在解放前及解放初期，我以用英文本讲课为荣，还用德文本教过学生，喜欢说外国数学家如何渊博，在外国研究数学如何方便等等，不但浪费了学生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对他们灌输了奴化思想。当时还以为自己了不起，从没有想到这是错误，经过爱国时事学习后，才认识到这种教学态度的危害性。我一向教书好表现个人，书上引到自己的文章，就特别提出来夸耀，表示自己的学问好；对於教学内容毫无选择，愈多愈好，脱离学生的实际要求。学生不能消化时，反诿过於学生的不努力；指定大量习题，使学生反覆练习，强调“熟能生巧”，而不顾学生的接受能力、精力和时间。这样，有一学期听我的数论的学生仅剩一个人。其实“熟能生巧”，远不如“懂能生巧”，当学生透彻理解以后，自能灵活运用。在教学方法上，我也受雇佣观点的支配，敷衍塞责。上课时填鸭式的我讲我的，往往讲得很快，以为一说他们就能懂；下课后就我搞我的，没有去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形。对於如何结合学生的程度来讲授，如何精简教材、组织教材，使其能切合实际，掌握重点，使学生能够懂得，并能灵活运用，更是没有想到。这样当然谈不上要主动的设法去解决这些问题了。这种资产阶级商品式的教学方式，不但不能培养出新中国所迫切需要的大量的建设人才，而且严重的毒害了青年学生。

　　去年参加课程改革会议后，对於我的错误教学方式有了初步的认识，慢慢的有些改进，但是非常之不够，有时还会犯明显的错误。例如今年在讲授高等代数时，有一次因为要完成我的教学计划勉强赶进度，讲得较快，以致又重讲一次，浪费了学生的时间。从这里我体会到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必要。只有树立起无产阶级思想，以集体主义来彻底摧毁个人主义的“王国”，才能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去搞好教学工作，在教学中才能不断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学生们的意见，来改进能在祖国自己的教学，才能主动的正确的解决教学上的一切问题，才能培养出切合祖国需要的建设人才，才走向社会主义的途程中有所贡献。

　　（原载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六日重庆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