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路翎的公开信

　　<舒芜>

　　（[《文艺报》发表本文时，文前曾加按语如下：）

　　《文艺报》编者按：《人民日报》曾於六月八日刊载了《长江日报》上舒芜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舒芜检讨了他於一九四五年发表在“希望”上的“论主观”一文的错误观点。这种观点表现在文艺创作上，是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必要。“希望”这个刊物是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所办的；舒芜自己所指出的错误，其实是这个小集团所共同的。舒芜曾在检讨中说：当时还有几个人，都曾经有同样错误的思想，并指出路翎就是其中的一个。

　　对於路翎的一些作品和对於这个小集团的错误思想，在报纸刊物上曾先后进行过一些批评。这里发表的舒芜的“致路翎的公开信”，进一步分析了他自己和路翎及其所属的小集团一些根本性质的错误思想。这种错误表现在：以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斗争”当作革命道路，而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片面地、过分地强调“主观作用”，实际上这“主观”却是小资产阶级的主观，其实就是强调小资产阶级的作用，企图以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这种错误思想，使他们在文艺活动上形成一个小集团，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

　　我们发表这封公开信，目的是帮助路翎等人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改正自己文艺思想上的错误倾向。]

　　（路翎:）

　　作为一个曾在错误的道路上同行了好久的老朋友，我写这封信给你。

　　对於我们过去在文艺上所走的道路，解放三年来，在党的教育之下，从实际工作中反覆思索，今天，我已经能够毫不犹豫地断言：那是根本错误的，是与毛泽东文艺路线背道而驰的。我们曾经长期地宣传它，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当中，有过相当的影响。其结果，主要的就是脱离群众，脱离实践，拒绝思想改造，反而要通过文艺，按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因此，今天我们不可逃避的责任是：一定要把它摆到群众面前来，彻底地清算它。

　　从去年年底开始，从几种报刊上面，连续看到一些对你的批评。看来你在解放以后，还在发展着过去的错误，到了严重的程度。所批评的你那几本最近出版的书，我都没有看过。但是，我相信是批评得对的。因为，你的那一套思想，曾经是我们共同的东西。我早就期待你公开地表示态度，坦白地承认错误，诚恳地接受真理。直到现在，你还是缄默。我愿意相信你是在深刻的检讨过程当中，希望这封信可以帮助你在党的教育之下早日得到应有的结论。

　　我们过去在错误的道路上，曾经是最亲密的朋友。让我们在真理的道路上重逢，重新携手前进吧！

　　第一，我们过去一切错误的出发点，是硬要把自己倾向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追求过程，当作“正确”的革命道路。

　　解放以前，我们都曾经过一番奋斗，而倾向於革命。这是事实。但是，在旧中国那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其参加革命的物质动机，就是为了保存将失去的、或挽回已失去的私有财产。因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倾向革命，思想上反映着他们的阶级本质，基本上就是由於不能忍受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窒息，想藉革命来发展其个人主义。他们在理论上，就是说，在口头上，很容易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在实际上，他们是自然而然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适合於个人主义的东西。所以，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营垒多年，满口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实际上还是一个个人主义者，这在中国是很常见的。这也是思想改造问题为什么具有那样迫切性的缘故。

　　这个改造，必然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就是说，那种个人主义的追求，一定坚持不肯让位给工人阶级集体主义思想。我们的错误，就是硬要把自己那种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追求肯定为正确的革命道路。我们首先肯定自己的思想，认为和工人阶级思想并没有什么本质之别，只有程度之差；认为我们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问题只在如何坚定地一直走下去。我们也没有否认自己思想中的个人主义，但认为不过是零星不成体系的残余，而那已经形成了的“正确的主流”，就尽够把它们战胜。所谓“正确的主流”，其实还是那曾经推动我们倾向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进步要求。我们正是一贯抱着这个东西当作宝贝，鼓吹它的方向，以为这就是走上工人阶级立场的方向。

　　其实，小资产阶级的进步要求，不管它“进步”到如何程度，“要求”得如何强烈，终归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个人主义的东西，是属於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其所以是进步的，当然主要的是因为它使得那些进步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有接受工人阶级领导并进而被改造的可能。可是，这并不是它本来的目的，不是它本身就含有工人阶级思想因素。它不过是把那些进步的小资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之下，推到那么一个客观地位，就是客观上非密切地跟着工人阶级走就没有别的出路，因而思想上也就不可避免地受着很多工人阶级思想的影响那样的地位。到了这个地位以后，他们之得到改造，就主要地靠着工人阶级思想的教育，靠着所受到的工人阶级思想影响在外力帮助之下的壮大抬头，而决不是靠着原来那种小资产阶级进步要求的推动。那原来的进步要求，到了这个关头，倒是立刻显露出个人主义的本质，与工人阶级思想相抗争，成为思想改造的障碍，通常所谓“进步包袱”，便是指此而言。

　　但当时，我们竭力鼓吹这个“进步要求”，说它按其本身的性质和规律一直发展下去，就可以推动大家走上工人阶级立场。我在“论主观”和其他论文里面，那样用尽力量来鼓吹，抚拾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来掩盖着的所谓“主观作用”，主要内容就是这个东西，带有极大的疯狂性、偏激性。我们竭力要发扬它，这就是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解放自己，只须使自己更加成为疯狂偏激的小资产阶级，就能成功，无须乎什么工人阶级领导。

　　当时就有不少批评，说我们是抗拒思想改造。我们大为不服。我们说：明明是这么“沉痛地”批判着个人主义，还要说是抗拒思想改造，真不知从何说起！的确，你的“财主底儿女们”，就充满着这种“批判”。但是，今天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那里面没有一点工人阶级思想的影子；至於“批判个人主义”，“沉痛”到是真的，因为其实是同情、悼念和辩护罢了。

　　你写了你的——也是当时我们大家的英雄蒋纯祖，对於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实际上只有一个意义：看吧！尽管他是那样一个个人主义者，那样疯狂、混乱、骄傲、专横，那样至死都缠着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不放；然而，仍然是多么可爱，多么英勇呀！真正如你自己明白说出了的：

　　我不想隐瞒，我所设想为我底对象的，是那些蒋纯祖们。对於他们，这个蒋纯祖是举起了他底整个生命在呼唤着。我希望人们在批评他底缺点，憎恶他底罪恶的时候记着：他是因忠实和勇敢而致悲惨，并且是高贵的。（“财主底儿女们”题记）

　　这几句话，当时成了我们共同的骄傲的宣言。我就曾经不止一次翻看它：而每一看到，都经验着“苍凉悲壮”的——其实是甜蜜蜜的感动，因为自己也就可以因此而“忠实”“勇敢”和“高贵”起来了。其实，毛主席早已指出：

　　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於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七八—八七九页）

　　看看吧！这一段话，特别是最后一句话，恰恰指的是谁？

　　你不要以为我已经忘记了我们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原则”。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是这样说的：这一切缺点甚至罪恶，都是在忠实、勇敢和高贵的追求过程当中产生的。走向革命，正是必须通过这样的追求，没有摇身一变的捷径。因此，不管他如何有缺点，甚至有罪恶，他的整个道路始终是忠实、勇敢和高贵的。我们说什么在批评和憎恶的时候，还应该记着他是那样了不起等等，真正的意思无非是：应该记着他是那样了不起，而对於他的缺点和罪恶，就不必照着“俗流之见”来作什么批评，自然更不应该有什么憎恶。——今天看一看吧！这不是抗拒思想改造是什么？

　　其实，动机和效果是一致的。蒋纯祖那样的盲目疯狂地横冲直撞，正是他的动机是个人主义的证明。其所以有那样多的恶劣表现，正是个人主义动机的必然结果。这里没有任何“忠实”、“勇敢”、“高贵”之处。真正的忠实、勇敢和高贵，应该是迅速地正视自己的错误，检查自己的错误动机，否定自己的错误道路，下决心一刀斩断，走向工人阶级集体主义的道路。然而，我们当时却反覆宣称：谁不经过蒋纯祖那样的盲目疯狂的横冲直撞的“追求过程”，其倾向革命就是“市侩投机”；谁不在革命当中继续那样地横冲直撞下去，便是“前进了几步就期待着一劳永逸”。还是再听听你自己的——也是我们当时共同的声音吧：

　　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亟待毁灭、也亟待新生、创造的时代。一切东西，一切生命和艺术，都是达到未来的桥梁。人们底生命是一个斗争底过程。……但假如这些年青的生命们前进了几步就期待着一劳永逸，艳羡起那些纸糊的宫殿和阴暗的监牢来了，那么，不管他们脸上是挂着怎样的笑容或眼泪，他们都必得被继起的人们，以那个伟大的东西的名子，重重地击倒。（“财主底儿女们”题记）

　　我是记得所谓“纸糊的宫殿和阴暗的监牢”何所指而言的；那主要的就是指的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内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的队伍。当时我们对之非常嫉恨，不是为了它里面还有许多小资产阶级的错误，而是为了他们没有我们那个坚持错误的“忠实”和“勇敢”，为了他们总还在逐渐克服错误之中。记得我和你曾经共同欣赏过纪德所说的一句话：“假如我要死，最大的遗憾是，从此再没有犯错误的可能了。”（大意如此，不知见於何书，记得还是你向我口述介绍的）由此可见，当时我们正以能犯错误为自己的“生命是一个斗争过程”的证明，还有丝毫改造思想的意思吗？

　　当时我们总是说：我们尽了力量，做了能够做的一切，结果只有这样，说缺点也好，说错误也好，实际上只能是这样；那么这就是脚踏实地的唯一可能的道路了，此外还能怎样呢？难道不许我们这样地走过来革命，或者是要求我们腾云驾雾不成？这完全是诡辩。没有谁要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其倾向革命的过程的开始，就能够没有一点个人主义；但必须要求他们尽量迅速认清和肃清自己的个人主义。没有谁说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他们的个人的进步要求出发就不能倾向革命；但必须反覆指出，他们只有愈益克服其个人主义，才愈能真正走近革命。没有谁要求腾云驾雾；但必须要求尽量少走不必要的弯路。总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倾向革命的过程中，犯错误，走弯路，都是很难免的；正因为如此，对於这些错误和弯路就更要实行严肃尖锐的批评，为的是尽可能把它们减少；决不能像我们当时所做的，反而歌颂它们，甚至还补充得更多一些，画出一条九转三弯、千回百折的路线图，指为唯一必由的脚踏实地之路，倒是指责正确的道路为“腾云驾雾”，为“市侩投机”。这样，实际上只有使自己离革命愈来愈远罢了。

　　第二，我们为了辩护自己，不仅把群众自发的革命要求，夸张为革命的基本动力，否定了党的领导，而且照自己的面貌去涂改群众的面目。

　　当时我们既是十分欣赏自己那种“追求过程”，把其中一切错误和弯路都当作宝贝，并决心沿着个人主义的道路继续那样“追求”下去，我们就进一步鼓吹群众的自发的革命要求，千方百计证明它就决定了革命的道路，就是革命的基本动力。用意很显然：看吧，大家都是这样，不单是我们！大家都是自己要革命，就革命；要怎么革，就怎么革；道路就在这里，此外还有什么天外飞来的道路呢？

　　这一方面的工作，你做得最多。在你十年来的作品中，绝大部分写的是“工人”和“农民”。你的一贯的主题是，他们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所以革命的基础就在这里，革命的主要动力就在这里，最重要的是，革命的道路也就决定在这里。而这些所谓“强烈的革命要求”，你特别强调，都是“从实生活的深处产生的”，都是没有或极少有政治自觉，都是与任何明确的政治认识不发生关系的。不但如此，你还一再告诉读者，那些政治自觉和政治认识之类，常常只是虚伪的教条；只有这种“盲目自发”的“革命要求”，才比什么都重要。

　　我也从“理论”上与你呼应。我把这种“盲目自发”的“革命要求”，也拿来作为我的“主观作用”的内容。我竭力证明，“主观作用”不但是我们知识分子的，而且是广大群众的。我明确地把“主观作用”和“思想体系”对立起来。甚至於还构成了一套“宇宙观”，在其中，古往今来，东西南北，总是这个“主观作用”在“燃烧”，推动着一切的进行。我反覆鼓吹，最重要的是要大家都去向群众“汲取”这个“主观作用”；至於政治觉悟之类，我说，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不是急需提高，而是提得太高了。这种主张之显然为资产阶级夺取领导权开辟道路，是无须证明的。

　　我们当时故意混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一个是，群众是否要求革命：另一个是，群众是否能够自发地知道要有什么样的革命和应该怎样革命。我们从第一个问题之当然肯定的答案，就扯到第二个问题，说也应该是当然肯定的答案。每当在这一点上受到批评的时候，我们就反过来咬定批评者是轻视群众，是把群众看作机械傀儡，连革命要求都没有，是“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心肠。

　　其实，人民群众由於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有不同程度的革命要求。这一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自以为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据，其实就是这一点。然而，让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吧：

　　首先是农民。他们有着强烈的反封建要求，多少世代以来，就梦想着土地、民主与和平。封建社会中农民的劳动和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基本的力量。但是，农民从来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来开辟一条正确的胜利的革命道路。仅仅到了今天，工人阶级的领导，才破天荒地为他们指出一条胜利的道路，而把他们从封建剥削之下解放出来。每一个做过土地改革工作的干部都知道，在整个农村反封建斗争过程中，以工人阶级政策思想向农民进行教育，是多么艰苦的过程！土地改革完成了，如果让他们自流的发展下去，他们就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领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又是农村工作中的迫切任务。还不说将来实行集体化和机械化的严重的改造过程。

　　其次是小资产阶级。他们也迫切地要民主，要自由，要平等，但是，他们所能提出的“最好”的革命纲领，也不过是一些无法实行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而在实际上，如果他们不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来革命，便只有跟着资产阶级走。那结果就会发现：所要的是极端民主，得到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所要的是他们的个人自由，得到的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群众也对他们进行无限剥削的自由；所要的是无政府主义的平等，得到的是在资产阶级面前俯首帖耳的屈辱的命运。

　　至於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尽管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矛盾，却从来独立担当不起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更不用说。

　　不但如此，决定工人阶级革命道路的，也不是工人群众的原始的自发的革命要求。列宁曾经异常尖锐地指出：

　　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呢，还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呢。这专没有什么中间的道路（因为人类没有创造出什么“第三种”思想体系，并且在充满阶级矛盾的社会里，绝对不会有非阶级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

　　因此，对於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与任何离弃，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人们谈论什么自发性。但工人运动自发的发展过程，正是趋向於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正是照着《Credo》纲领进行，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也就是工联主义的运动，也就是纯粹职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表明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二一○—二一一页，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

　　看看吧！连工人群众的自发的发展过程，如果离开了工人阶级的思想体系，也要有这样严重的后果！

　　今天，或许你会反问：“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怎么讲呢？是的，我们曾经长久纠缠着的一点，今天正可以利用这两句话，而自以为掌握了雄辩的理由。这个我完全记得。正因为记得，所以三年来在实际工作当中，时时处处发现它是那样的诡辩，那样的似是而非。就按照前面的分析来说，请问：当集中起来的时候，对於农民群众那些复仇性的要求，平均主义的要求，分散性与狭隘性的要求，单纯发家致富的要求，乃至“吃大锅饭”的要求，把它们怎样处理呢？对於小资产阶级群众那些极端民主化的要求，个人自由主义的要求，乃至那种疯狂性与破坏性的要求，把它们怎样处理呢？还有工人群众那些经济主义的要求，工联主义的要求，又把它们怎样处理呢？是不是把它们也一概“集中起来”呢？（这里还没有说到资产阶级那些“自由发展”的要求之类）可见一定要有一个工人阶级的思想体系，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体系，工人阶级政党的政策思想体系，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高度自觉性的体系。

　　实际上，三十年来，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的领导，使得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高度自觉性，已经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存在，而且是在克服群众自发性的过程中日益壮大起来的现实中的领导力量，根本地决定了生活的面貌和进程。当时我们如果真正要实行我们所标榜的口号：“发掘人民的力量”，那么首先应该认识的，正是这个先进的积极的自觉的力量，应该阐明和表现它怎样领导生活前进，怎样集中群众的革命要求，怎样开辟胜利的道路，怎样由於它的领导——完全由於它的领导而把群众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发挥出来。

　　我们所做的，正好相反。我们专一去“发掘”那些“自发的力量”，标准是离开自觉性越远越好。至於那早已非常壮大的自觉力量，我们是看不见的。偶一看见，避之唯恐不速。避不开的时候，就加以嘲弄，把它涂抹成虚伪可笑的模样。你在短篇小说“女工赵梅英”里面，让一个据你说是“积极分子”的女工，对於工人阶级的爱国主义的崇高自觉，施以那样的辱骂：

　　“又是这一套，阿弥陀佛，又是这一套。我背几句给你听听怎么样？——我们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她於是摇头晃脑说了起来：“老百姓翻了身，现在不是国民党反动派，前方战士替我们打仗，我们要支援前线！”她一口气大声说着，然后她说，“我背的怎么样？不差吧？”得意地笑起来了。（转引自陆希治的“歪曲现实的‘现实主义’”，载“文艺报”六十二期）

　　这完全不是偶然的。在你的作品中，这样的例子是一贯都有的。

　　记得我们在重庆的时候，所有的谈话，除掉闲谈而外，只谈一件事，就是对於所谓“教条主义”，施以深恶痛绝的攻击。究竟当时我们所指为“教条主义”的是什么呢？最主要的就是指的一切实际生活当中比较明确的政治自觉性的表现而言。苏联“文学报”专论“文学语言中的几个问题”里面，完全正确地指出：

　　我们的文学大大地扩充了描写的范围。它不仅掌握了私人的情感世界，而且掌握了丰富他内心世界的社会实践。我们的现代人不思索政治问题，不谈论政治问题，是不可设想的。曾经是少数人的财产的政论式的语言，无限地扩大了自己的范围了。不仅在报告中，而且在日常的谈话中，苏联人都涉及了重大的现代性的问题：从自己工厂或者集体农庄所关心的事谈到世界大事。这一切都使他深深地激动，被他热烈地感受着，并且获得生动的表现形式。（引自“新华月报”第三十号）

　　但是，在我曾经看过的你的解放以前的全部作品当中（解放以后的都没有看过），这样的政治语言是从未出现过的。偶或有之，那是作为嘲弄的资料，故意给以拙劣强硬的表现形式，力图证明其为虚伪，要使读者看了只有厌恶之减。只有“云雀”里面那些知识分子的梦呓式的语言，才是我们当时认为真实可爱的东西。

　　当时我所写的那些论文，说来说去，也都是为了攻击所谓“教条主义”。因为本身究竟也是“理论”之故，所以还不能干脆地宣布什么思想体系都不要，像你在谈话中常常明确主张过的那么样。有时也提出过，例如“论主观”里面就有一点。但究竟感到太不能自圆其说，所以没有多发挥。我只是竭力鼓吹所谓“生活根源”，就是任何正确的理论，都有它的“生活根源”，因此人们必须从“生活根源”来掌握理论和发展理论，否则就是“教条主义”。这完全不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意思。我的真正的用意，不过是说，理论里面所有的，群众的“盲目自发”的生活当中都有。理论无论怎样好，其实并不能给生活增加什么东西。群众并不需要什么理论，在其自发的行动中本来就走着正确的道路。而我们所要做的，最主要的也就是向这种“盲目自发”的生活“深入”下去，丢开理论；然后，假如要锦上添花的话，再搞搞理论也是俯拾即是，容易得很的。十分显然，这是和你那种对於政治自觉性的嘲弄态度正相呼应的。

　　实际上，正如刚才说过，不但当时，而且三十年以来，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高度自觉性，早已成为现实中日益壮大的领导力量。尽管我们竭力避而不见，毕竟避不了。尽管我们多方嘲弄，毕竟也不能总是嘲弄下去。因此，必然地就要进一步，索性干脆把自己那些盲目性疯狂性硬往群众身上装，把小资产阶级的色彩硬往社会生活的面貌上涂去。在你的笔下，十年来出现过不少“工人”和“农民”，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化身。陈家康同志曾经批评“财主底儿女们”，说其中好像没有一个神经正常的人，整个的像一个疯子世界（记忆中大意如此）。当时我们谈起，还颇不以为然。今天看来，确是一针见血的话。

　　毛主席早就指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写起工农兵来，“衣服是工农兵，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的结果并非偶然，而是代表着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狂妄的企图。毛主席也尖锐地分析了这一点：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九七页）

　　我们恰恰就是毛主席所指斥的那样的人们。而你十年发展下来，竟至於写出“祖国在前进”那样的公开为资本家捧场的剧本，这也证明毛主席的警告：“‘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多么具有英明远见。——路翎，错误再不能坚持下去，实在已经太危险了。

　　第三，我们为了援引同调，辩护自己，不但歪曲了群众的面貌，而且涂改了历史的真实。

　　我们为自己的小资产阶级道路制造出“群众基础”之后，以为未足，於是又进一步替它制造出“历史根据”。

　　我们特别努力证明一个荒谬的命题，所谓“进步与进步总是相通的”；具体内容，就是对於历史上的伟大的进步人物，特别是文化方面的，竭力模糊他们的阶级性，把所谓“进步”抽象化，简直变成类乎道学家所谓“道统”那么样的东西。这样，就把他们变成都是那一脉相承的“进步”的代表，先后之间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无本质上的不同。正如孟子所说：“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对於他们的阶级性实在抹煞不了的时候，就特别强调“阶级的烙印”这句话，把它歪曲地理解为真的只像用外力在什么东西上烙了一个印一样，仍然只是外形上的变化，内容本质还是没有什么不同。

　　我们特别努力在鲁迅身上做这个工夫。其实，鲁迅的思想发展，是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进到共产主义者，从掌握进化论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原是十分清楚的，他自己也多次分析过的。承认这个，无损於他的伟大，而且正是构成他的伟大的主要内容之一。固然，其所以能够实现这个发展，仍有其内在的原因，即在其还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时候，思想当中已经潜伏有一种逐渐加强的、势必要否定当时的思想体系的因素。但在这个否定还没有实现之前，这个因素的存在，无论如何总没有改变其思想体系的性质。如果承认了这个前提，进而分析那因素如何存在，如何发展，如何由於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人民革命实践的教育而找到出路，就使得整个思想进入新的阶段，那是完全必要的。那样做，可以帮助大家更深刻地了解，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怎样主动地追求真理，以及为群众所掌握了的真理怎样指引思想家解决了他要解决而总不能自力解决的问题。我们所做的不是这样。我们一知半解地知道一点有那样因素存在，於是就拿它作成根据，来把那整个思想体系的性质都否定了，硬说鲁迅当时虽不自觉，却已经站在工人阶级立场。我们不惜多方穿凿，牵强附会，把鲁迅早期作品中某些明明表现了民主主义的局限性的地方，都硬解释成“客观上”符合於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他就彷佛成了所谓“天纵之圣”。即此一点，便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在这方面，我发表的意见比你多。至於你的看法，从当时的谈话中可以知道，也是一样的。你认为，人们“斤斤较量”那些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的阶级性，只是把他们的意义弄得“非常狭隘”。这样的意思，你曾经多次谈起。后来，我还把它写在“论主观”的附注里面。除此以外，最实际地表现了你的认识的，是在接受文学遗产的问题上的态度。你对於托尔斯泰，除了他那些显然反动的宗教思想之外，可以说是无任何批判地接受。“财主底儿女们”，实际上就是企图把抗日战争前后的中国的现实，硬装到“战争与和平”的框子里去。抗日战争中的英雄的中国人民，就因为你硬要把他们写成反拿破仑战争中的俄罗斯人民的缘故，结果不知成了什么样子。你自命阐明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人民的力量所支持的这个问题。实际上，读者很难看到这一点：看到的倒只是人民在无组织、无领导、几乎是被遗弃的状态之下，各自分散，进行着悲惨无望的挣扎。而你还要一再指给读者看，说就是这个力量支持着抗日战争。托尔斯泰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他不管怎样热爱人民，怎样力图表现人民的力量推动历史，终於不能站在人民群众当中的先进党醒部分的水平上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而你对於他的无批判的接受，就使得中国人民的英雄面貌，在你的笔下被歪曲到极其严重的程度。

　　十分显然，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只是为了得到一个结论：既然历史上的进步道路，就是那么一直线地通下来，那么，我们也就可以从已有的“进步”，一直线地进到工人阶级立场上去。而实际上，既是相通的，既是一直线的，则进不进到工人阶级立场上去，也是无所谓了。

　　为了使这个结论更为圆满，我更进而建设了一套唯心论的“历史观”。我的“论主观”，就是叙述这个“历史观”的：所谓“主观作用”，自古至今，一脉相承，成为历史上一切“进步力量”的一贯的内容，也贯串了它们之间的直线式的关系。任何时代的进步力量，都是这个“主观作用”的滔滔不绝的长流中的一段，看起来似有先后之别，实则，“抽刀断水水更流”，连先后也无法真正区分。这样，则分析什么阶级性之类，殊无所用其纷纷；还是赶快多去“汲取”一些；并为了“饮水思源”，索性逆流而上吧！

　　所谓“主观作用”，在这里，恰好相当於资产阶级历史观里面那些“永恒正义”、“绝对理性”之类的东西。以它为中心的“历史观”，在方法上也一定会是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而不会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回想当时阅读和谈话的情形，理论方面，我们对於伏尔泰、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较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方面，对於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较之高尔基、法捷耶夫，实在都热心得多。这样，我们自己已经充分证明，把小资产阶级“进步要求”当作宝贝，结果并不是走向工人阶级立场，只是一直“进”到资产阶级麾下去。

　　第四，我们在文艺思想上，根据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指导，形成了按照小资产阶级面貌来改造世界的完整的一套。

　　像以上所说，我们已经用资产阶级思想从各方面把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道路，肯定为“正确”的革命道路。这样，我们就不但不接受改造，而且妄想按照自己的面貌，把全世界都改造过来。我们主要的武器是文艺。因此，我们就形戊一套相当完整的、在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指导之下、按照小资产阶级面貌来改造世界的文艺思想。

　　我们的主要论点如下：

　　首先，客观世界对於我们简直是不存在的，至少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它不曾“融入”我们的“主观精神”里面。这是贯串一切的基本论点，也正是一切主观唯心论的基本论点。这所谓“主观精神”，从你的作品当中，可以十分显然地看出，就是最典型的疯狂盲目的个人主义精神。对於我们，文艺的作用，不是改造主观世界使之符合於客观世界，倒是“汲取”客观世界来做我们那种小资产阶级的疯狂盲目性的“养料”；不是引导人们的思想感情走向现实，倒是把现实消失於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当中。我们也说什么“主观精神”要“楔入”世界，要“拥抱”世界，那只是要把自己的色彩硬往世界上涂。我们也说什么“主观精神”在“拥抱”世界中会“受伤流血”，那只是表示我们要蛮干到底，悍然不接受客观事实的教训。我们经常从许多伟大作家那里引证一些话，例如“对於所写的对象必须有热烈的爱憎”之类，来证实自己的主张。其实，那是说的作家的创作实践与社会实践必须一致，在作品中所拥护的和所反对的，必须真正是他在实践中热烈的爱着和恨着的，或者说，必须真正是他以革命实践来表明了爱和恨的。那所谓热烈的爱憎，正是要引导作家真正深入客观世界的规律性，不是要把世界拉进作家的“主观精神”。明确地说，就是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至於我们，既离开了作家的社会实践，又从不明确地把阶级立场问题摆在第一位，而只是抽象地孤立地来谈这个爱憎，那是与原意毫无一致之处，只有把它严重地歪曲了而已。

　　其次，群众的力量，集体的力量，对於我们也是不存在的；我们只是鼓吹所谓“人格力量”，在这个名词下面公然贩运极端个人主义的一套货色。对於这个“人格力量”，我们好几个人用了千言万语来说明，结果都不如你在“‘求爱’后记”里面一句话说得清清楚楚：“人们应该以自己的精神来说明客观世界，而不该沾沾自喜或随波逐流。”那时，在我们看来，真理的道路永远是须要一个人一个人地各自去开辟，真理本身也永远要一个人一个人地各自去创造。“我”，才是真理的标准和根源；任何真理，不管它怎样早已为千百万群众所掌握，总还要成为“我”的东西，对於我才有意义。不是“我”应该去到那已经掌握了真理的群众当中，向他们学习，成为他们的一分子；而是真理应该来到“我”这里，听候“我”赋予以“人格力量”。不是在真理的指导之下，才可以变“旧我”为“新我”；而是要在至高无上的“我”的点化之下，才可以变“死真理”为“活真理”。看吧，还不仅是上段所说的主观唯心论，简直已经发展到这样恶劣的唯我论了。

　　再其次，对於文艺工作者的实践的问题，我们根本把它取消。我们甚至於连“实践”两个字都极少提起，只说要“深入生活”。怎样深入生活呢？深入什么样的生活呢？我们又说：哪里都有生活，一切生活都是相通，随处深入下去都有所得。更进一步，我们又特别强调日常平凡生活，才是“最实际的生活”；其具体内容，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极其狭隘的私生活。这样一来，所谓“深入生活”者，恰恰成了脱离群众，逃避实践，缩在小资产阶级的蜗牛壳里，缩得越深越好了。当时我们就自命是在“深入生活”，今天回想起来，实际上只是神经质和夸大狂：把一些知识分子私生活中的繁琐问题，夸大成无以复加的了不起的意义，疯狂地在其中“追求”一番，又来歇斯底里亚地“痛苦”或“欢乐”一番，总之眼光只在自己鼻子尖上打转，浸透了自大和自私；然而还要粉饰起来，居然好像是在“决定着人类命运”的模样。如此而已。当时为我们所欢呼的你的剧本“云雀”，的确就是我们自己那些“深入生活”的情况的反映。今天再看看吧，拿来和英雄的人民的壮丽的生活比照一下吧，真是所谓“成个什么样子”！

　　最后，以上一切必然归结到一点，那就是把文艺和政治分开，把艺术性和政治性分开。我们的文艺思想，既是在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指导之下，处处以按照小资产阶级面貌改造世界为目的，必然就和工人阶级政党处处以按照工人阶级面貌改造世界为目的的政策领导，格格不入，背道而驰。当时我们诡辩道：不是文艺不为政治服务，问题是在怎样服务；不是不接受党的领导，问题是怎样接受。其实，接受领导还有什么“怎样接受”？如果领导而只能解决“做什么”的问题，不能解决“怎样做”的问题，那又能算是什么领导？所以，当时我们提问题的方式，就暴露出，我们是这样狂妄地看的：党没有能力领导文艺，还是我们才懂；我们愿意合作帮忙，接受领导可不成。前年我们在北京会面，我说我们进入新社会后迫切需要从政策的观点认识生活，你大为反对，主张还是要从“直接认识生活”开始。今春鲁煤同志来参加土地改革，据他说，他离京前不久，也和你辩论过这个问题，你坚持政策对於文艺工作者认识生活并不重要，因为它对於生活是“外部的东西”。还不必从理论上去分析，单单上面所说的这些事实，就足够证明过去我们那一套文艺思想，确凿无疑地是在文艺上拥护资产阶级领导而拒绝工人阶级领导、拒绝党的领导的思想，是“文艺与政治合作”、即“武训传”中的“一文一武”思想，总之是直接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思想。

　　至於我们过去文艺思想中其他的错误表现，例如始终轻视普及工作，轻视群众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完全抹煞了形式的作用等等，还有很多，都是由上述四个基本错误论点产生的。

　　第五，我们的错误思想，使我们在文艺活动上形成一个排斥一切的小集团，发展着恶劣的宗派主义。

　　解放以来，我从实际工作中反覆体会到一个真理：所谓与群众结合，完全不是什么抽象的道理，也不是凭自己主观的宣布要结合就成，而是有着一个客观上最基本的标准，就是要看对於党的具体领导采取什么态度。人民群众的团结，必然只能团结在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周围。党的领导在哪里，群众就在哪里。因此，凡能在具体的工作上，经常地、密切地、真诚地、毫无保留地拥护党的领导，就一定能和群众密切结合；否则，任何脱离党的领导，都必然是与群众脱离；任何与党的领导背道而驰，都必然是与群众背道而驰。这是完全肯定的，毫无例外的，不会有任何改变的。

　　过去我们既如上文的分析，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使我们对於党的文艺政策领导，完全采取对抗的态度。这样，我们必然的要形成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与广大群众完全脱离，与进步文艺队伍完全脱离，打击一切，排斥一切，互相标榜，自吹自擂，“文章总是咱们的好”，“你们算得什么东西”。这样地发展着极其恶劣的宗派主义。当时，以胡风为核心，常在“希望”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我们这几个人，确实形成了这么样的一个文艺小集团。然而，当时我们每一听到“宗派主义”、“小集团”这些字样，就比什么都更引起我们的勃然大怒，忿然力争，证明了恰好是刺着痛处。

　　我们当时的小集团活动，首先是竭力抗拒党在文艺上的具体领导。我们不从正面，也不敢公开来进行。我们的方式，和一切“干部偏差”论者一样，是把党的文艺政策，与代表着党来执行政策领导的具体的人分开，说前者是好的，只因为后者不好，所以实行起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一贯在谈论中，竭力把几位文艺上的领导同志，描写成度量偏狭、城府深隐、成天盘算个人势力的模样，这其实恰好是我们自己的面貌。我们更以小资产阶级的腐臭庸俗的眼光，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念念不忘并津津有味於文艺运动历史上的某些“掌故”，用了鲁迅所说的“后街老虔婆”式的方法，把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解放区的整个的伟大的人民文艺运动，都解释成某几位领导同志用以打击某一个人的花样，这样，在文艺工作上，就好像无所谓原则，无所谓党的领导，只有混乱一团的私人恩怨纠缠；而党的文艺工作里面，也好像无所谓原则，无所谓组织，无所谓组织领导，可以任由一两个人随便胡来，假公谊以报私仇，居然风动全国，而竟没有人过问。只有我们那个小集团，才是“为坚持原则而斗争”，才是唯一的光明，中流的砥柱。尤其严重的是，我们还以这一套竭力去影响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内的青年，使他们当中确曾有一部分人跟着我们在文艺工作上远离党的领导，力图“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当时有些小刊物的纷纷出版，其实质就是如此。

　　如果说，当时我们抗拒党在文艺上的领导，还是暗中进行的，还只限於私下口头谈论；那么，我们对於当时文艺上的进步力量的一概排斥，就是公然地进行，无所顾忌。在我们谈论中，当时文艺界里面，除了我们自己一夥之外，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要不得的。在发表的文字中，我们藉口批评，用了所谓“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两顶帽子，抹煞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内除我们自己之外的所有较好的作品；不管那作品如何确曾起过相当的作用。当然也有一些确是应该批评的坏作品，但我们并非用的工人阶级思想，而是用资产阶级思想来批评，倒是更加扩大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至於解放区的作品，文字上我们报以沉默，私下谈论中则认为都不值一提。搞来摘去，中国之大，彷佛除“希望”杂志之外就没有文艺一样。而且，我们对於许多进步文艺工作者的批评，那种嘲笑辱骂的态度，有时简直近於对待敌人。当时已经有很多意见，指出我们的态度太坏。我们全不在意，反说不应该计较态度问题。今天我们应该懂得了，态度问题实在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立场，所谓敌友分明，正是要从态度上看出来。

　　我们互相标榜，自吹自擂，到了肉麻的程度。我们几个人，差不多都写过互相吹捧的文章。今天我回想起来都要脸红，可是当时大家都安然受之，没有一个人觉到不对。我们也正是这样地害了自己，弄得目空一切，飘飘入云，完全不知道天高地厚。当时我们因为有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读者，就得意忘形起来，时常说这些就是“新生的力量”，彷佛“未来”已经在我们的手里。可是，十年过去了，睁开眼睛看一看吧！当时，胡风说：“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底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话，而是代表着当时我们共同的信念的。但今天，时间所证明的是什么呢？除了我们自己和当时读过的人之外，恐怕已没有人听过它的名字。

　　我们当时的宗派主义，使我们对於进步文艺工作者的队伍，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避之唯恐不及。当时，在我们的谈论中，用了无限轻蔑的口气，称之为“文坛”，亦即你所指出“纸糊的宫殿”。当时在所谓“文坛”上，缺点诚然是不少的；但从总的方面来说，毕竟是以一个进步文艺队伍的资格，在进行着反抗国民党统治的各种文艺活动与政治活动，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内民工运动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即使说是“文坛”吧，它的扩充壮大显然是对革命有利的。应该首先肯定这一点，积极参加进去，和大家一起来求缺点的消除。然而，当时我们却是昂头天外，生怕“玷污”了自己一样。老实说，我们那个小集团，也何尝不是一个小“文坛”？我们真正的意思，虽然大家在谈论中都不曾说过，但那一套做法，客观上证明了不过是要另占山头，自辟门户罢了。那时我们常常以“不上文坛”作为自己并非宗派主义的证明，其实这正是宗派主义的最典型的表现。

　　当时我们自己明明是像以上所说的那样进行小集团活动，发展着那样恶劣的宗派主义，我们却反过来咬定，除了我们之外，别人都是宗派主义。解放以来，我在实际工作中多次看到，简直可以说是一个规律：自己愈是宗派主义，愈要大喊大叫地指别人为宗派主义，特别是指组织领导上为宗派主义。这样的呼喊，目的当然很多，而最突出的一个，就是为抗拒批评找到一个方便的武器。你批评我么？你过去和我有怎样怎样的私怨，现在无非藉端报复；至於批评本身，为是为非，这就无考虑之必要了。我们过去，一贯地正是这样的做法。试回想一下，这样多年中，我们接受过谁的批评？对谁的批评稍稍认真考虑过一次？只有我们自己一夥人，彼此之间往往有些争论，因为只是大同中的小异，所以还可以谈一谈。但是，一到涉及根本问题，立刻又无讨论之余地了。

　　我从解放以来，在党的教育之下，一直努力在认识自己过去的错误，也许今天能够算是完成了第一步：就是能够承认过去确是完全错误的。至於进一步予以分析批判，当然还不够得很。这封信里面，就会有认识得不对的地方，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因为已经写得太长，而且是专对你写的，不可能详细地说到对於过去几个朋友的每一个人的意见。但是，可以说，这里所说到的，都与他们每一个人有关。我诚恳地希望他们都能早日向过去的错误道路“诀绝的告别”。

　　最后，还要引用毛主席的一段话：

　　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帐。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七三页）

　　（过去我们就是这样，眼里不但没有工农兵群众，甚至进步知识青年读者群里面的大多数，我们也毫不关心。我们把我们的少数读者，视为“上帝的选民”，只要听到他们的赞美，就心满意足。其实，当时他们之所以会受到我们的影响，其中一部分固然因为我们能出售各种“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小资产阶级穿起来很合身，可以藉此免於改造；但是，也有一部分本来确有改造的要求，听我们说得天花乱坠，认识不足，遂为我们所欺，真的以为在当时国民党统冶区内来说，改造就只有这样。到今天，后一种人一定早已觉察到这个欺骗，找到正确的道路；就是前一种人，我相信也大抵能由实际的教训，知改造之不容逃避，而翻然改图。至於广大工农群众，随着政治经济上的翻身，正在进行着同样胜利辉煌的文化翻身。他们对於一切问题，当然包括文艺思想问题，都是有力的裁判者；而党的领导是他们的意见的高度集中。我们过去的错误，在群众的雪亮的眼中，已经清清楚楚。我们向群众学习，努力认识自己过去的错误还来不及；怎能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还要向群众逞“英雄”？长期深入群众中去，用斗争的火焰猛烈地烧毁过去的一切，然后得到新生吧，一切群众以外的道路，都是走不通的。）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写成於南京九月十一日改订於北京

　　来源：《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 二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