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杰：检查我的政治动摇性和反动性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　许杰>

　　我过去几十年的生活，和我所写的文章，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看来，或者以为我是清白的，进步的；在有些时候，我也竟然以自己的进步姿态，作为自己的安慰。而其实呢，我却有这样丑恶的一面：我动摇，我反动，我自由散漫，我投机取巧，我无原则的迁就终至于失去了立场，我自私自利为自己打算终于投向了反革命……。我检查我过去几十年来的生活与思想，自己也有些不相信起来，我竟然是这样的言行不一致，理论与实际脱节，竟然用进步的外衣，来掩盖自己的丑恶。如果不经过这一次的学习，不经过这一次的检查，我会连自己也给欺骗了的。

　　我的生活与思想，何以这样表里不一致呢？这就要检查我的家庭出身与这几十年来生活的根源。我出身城市贫民的家庭，后来一直教书写作，过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这就使我在本质上同情下层社会同情无产者，同时又有不断向上爬的思想。由于我的家庭出身，我懂得贫穷的苦痛，也由于我的家庭出身，我又想向上爬，想挣扎出这贫穷的环境。但在同时，也由于我的家庭出身，我没有资格，没有地位，没有办法扳缘到社会的上层关系，可以让我找到上升的门路。我只好靠着自己的挣扎，自己读书，自己学写文章，使得我教书的位置能够站稳，生活才有保障。等到后来，我一贯的教书写作，在城市中过生活，耳濡目染，希望在物质生活上有所改善，希望提高自己的享受，终于忘记了自己出身的根源。只因我无法可以依靠权斗，就是卖身投靠，也不能得到更好的出路，所以我才硬着嘴巴，说是不肯卖身投靠；我才抽紧裤带，努力在艰苦中挣扎。这在从前，我自己还强调着自己有光明的一面者，就是如此。我以为我有一段奋斗的历史，我口里虽然不说，心里却在骄傲；我得意自己能够爬上大学教授的位置。我平常在想，我之所以有今日的地位，完全没有靠资格、靠关系，我只是靠自己的努力。我那里知道，这虽则是完成今日之我的一面，但同时却也是妨碍我进步，阻止我与群众结合，使我只逗留在口头上、纸面上的进步，而实质却是经不起考验，无原则无立场的迁就，终于会投向反动的主因呢！

　　在这里，我首先得检查我的政治思想与它的动摇性和反动性。我在1922年到安徽公学（上海）教书时，是张任天介绍的。张是前清末度秀才，进过浙江高等学堂，到过日本。“五四”前后，在台州六中教书，喜谈社会主义。那时我在六师读书，因为闹风潮，喜欢和他接近。到上海后，他介绍我参加安那其组织，我也在安那其刊物“互助”上写过文章。我看过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接受了安那其思想。我认为这是人类最高的理想，因而轻视一切另外的政治集团与政治主张（包括反动的国民党，也包括共产党）。那时我也有机会看到共产党的刊物，但我却不很关心，而且有了轻视的态度。认为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主张用武力夺取政权，也没有安那其高明。当时国民党改组，他的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我也看到的，但脑子也不发生作用。上海大学是共产党占着决定势力的学校，我的同学戴介民就在那里读书，大概也加入了组织。而另外的一个同学范守渊，在同德医学院读书，却加入了国民党。那时国共合作，我们几个人碰在一道，也不谈什么政治。1926年底，天台由北伐军光复，范守渊他们，回天台成立国民党县党部，又要我到天台当县立小学校长。我在这时，就加入了国民党。不到两个月，“四一二”事件起来，我们在内地还不知道。这时浙江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已经国民党反动的力量占据，加以改组；原来在杭州占有绝大势力的共产党的力量，被他们压迫下去，有许多党员也被他们屠杀或逮捕了。他们派了一个新的县长到天台来，——天台的旧绅士，以前的县立小学校长，也跟着这新县长一同回到天台。他们硬说我们有工人纠察队，硬说我们是共产党，硬说我们有枪，就把我和县党部的同志，逮捕起来。当时情势严重，说我们即刻要被枪毙，深夜押到海门。由于我的同案有一位绅士的儿子，这一位绅士，为了营救他的儿子，我也蒙受了好处，给保释出来了，我就回到了上海。

　　我回上海后，生活无法解决。由朋友戴邦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的朋友介绍我到泉漳中学教书。我原是安那其主义者，但我觉得吴稚晖等同国民党勾结，来打击共产党，非常可恨。同时我在海门被囚时，他们硬说我是共产党的证据之一，是我在“互助”上写的文章，有一句“跟着无政府共产主义走”的话。他们却断章取义，说我明明写着跟着共产主义走，就是共产党的证明。自然我那时的入党，思想是朦胧不清的。我觉得是对国民党赌气，我不是共产党，你说我是共产党，我如今加入了共产党，看你们又怎样。同时也觉得许多朋友多走这一条路，我就也有这个理由可以加入。至于职业问题，也是一个原因。不过我却因为加入了党，才接触到许多党的刊物，受了党的教育，这倒慢慢的使我的思想有一个中心，后来因为自己胆小，有了教书的机会而脱离了党。

　　在泉漳中学教书时，因为反动派还不肯放松我，就不能再耽下去，第二年春天，到宁海中学当教务主任，也是同志（蒋如琮）介绍的。这学校的教员与学生党的同志很多，当时到处闹暴动，宁海也无例外，及到“停旁暴动”失败，我们又逃到上海。这时碰到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做事的安徽公学同事张任天，因南洋有报馆托国民党中央党部聘编辑，张就介绍我去了。我离开安徽公学，那时我觉得能到南洋去，这是很可羡慕的，何况那里的薪水又高。他当时告诉我，南洋的旅费已寄在南京，而且名义上是叶匪楚伧介绍的，我得到南京领路费，并得向叶匪辞行，我当时以为这是无所谓的。到南洋后，还可宣传革命。就用这样掩饰的理由，去见了叶匪。其实，这只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不但是无原则的迁就，而且已是反动的行为了。

　　我到南洋后，每天写一篇社论，其余是编几则专电，剪发上海、香港、广州报纸上的国内外大事。我挂着国民党中央党部介绍的招牌，每日以国民党左派的面目来掩护自己。随时发表些对帝国主义对国民党蒋介石不满的言论。我也接触到许多从潮汕、从广州逃去的革命青年。但也引起了殖民地政府的不满和当地国民党员的怀疑。我被华民政务司传讯了好几次。我知道，如果不自动离开，就会有押解出境的可能。在那里耽了一年几个月后，我自动回国了。回上海后，我的生活又成了问题，在南洋积的现款都投资到一家朋友们开的书店里，并由朋友介绍到陈德徽的建国中学当教员，又与上海党接上了关系。那年5月，南京路示威，有人失了地址，我家里被查一次，而我的一篇枉生女士（“椰子与榴莲”中的一篇）在左派刊物上发表，被校长陈德徽看见，这学校又耽不下去了。同时，我因家里被搜查一次，实在有点怕。这是1930年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向革命进攻相当利害，我时常听到同志间出毛病，每日心惊胆战。这时，正好广州中山大学说要聘我，我借着家庭负担重的理由，虽有同志劝我不要走，我却到广州去了。其实我是这样经不起考验的，我没有碰到反动派的辣手，早就逃避了。

　　此后，我在行动上脱离了组织，但自以为在精神上还没有脱离。其实这是我自欺欺人的说话。这时我在心理上已有一个转变，我觉得自己已在大学里教书，这机会非常难得。我要加紧在教学上努力，我翻参考书，我编讲义。两年后，我到安徽大学，正式在中文系里开了课，我编讲义的功夫，花得更多。我在我的讲义中，生吞活剥的把一些可以装得进的唯物的理论，都装了进去；因此，以后的教书，到处被人看作粉红色的人物。我一面惊恐，一面得意，我在学生前面装着进步，以投合青年的心理。到了后来，也就自以为真有一套理论，自己真的怎样冒着危险在战斗，真的连自己面目也忘记了。

　　抗战后，我回天台办大公中学，校中有许多进步教员。也同校外的地下党员有联系。他们知道我虽然没有组织关系，但我还是靠近他们。我的这个学校，当时以开明进步出名。我们讲战时教育。鼓励并领导学生救亡运动，甚至开了游击战的课程，但这也触动了县党部之忌，引起了另一个私立中学的利害冲突。当时我们学校里有一位教员（顾哲民）是金华的党介绍来的，是一个党员。他负责校内“民族先锋队”的组织，也参加了天台的党委。由于我们工作上有了默契，有了联系，所以校内的“民先”就发展得很快（约有45％），而其余两个学校，却无法打进。这在平时，我自己也觉得意，觉得自己办教育，在社会上应付，毕竟有些成绩，对党对抗战都有贡献，但到了一个时候，有几个“民先”参加皖南新四军的教导队去了，当时我不知道。其后第二批又要出发，我由于怕学生的家长向学校要人，要他们先行退学，或先得家长的同意，但他们不肯。我当时的理由，以为这是为的学校，为的“民先”的不断发展，坚持这样的主张。不料我这主张，却遭顾哲民的反对，他以为我的这个主张，就在破坏革命。我当时听了这话，并没有从整个革命利益来考虑问题，却从自己个人利益来考虑问题，我认为顾哲民犯了左倾幼稚病，他留在校里，对学校前途甚有妨碍，当时通过校内的几个党员同志，决定解聘他，他们也同意。其实他们当时因为我是学校主持人身份，既然说出这话，便不敢当面和我反对，算是同意。我为了安定学生心理，又把顾先生离校事，在朝会上对学生说了一遍，因而更引起顾的反感。他鼓动了他那班学生，罢课威胁，并在外扬言“许杰已经反动，这学校给闹关门了，也在所不惜”。我觉得受了威胁，受了冤枉，我想出办法用一点政治的力量，强迫老顾离天台。我去和县长粱济康商量，要他帮忙，请老顾来说话，并劝他走路。这事真的这样做了。我虽然自己也曾引起内疚，但也没有对任何人说起（据事后传说，顾为了这事也受了一次警告）。这件事情，我是时常在内心责备自己的，这不是对同志的态度，这是出卖了革命，借外力来压迫革命的行为。虽然顾的行动，的确有些过份，但都不能作为我的托辞。这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的做了反人民的罪行。

　　1939年，我到广东省立文理学院（院长林励儒，现在中央教育部）教书，这是较进步的学校，空气比较自由。但因为国民党反动统治，要大学教授集体入党。学校里面也成立了直属区分部。我当时虽有点勉强，但说是为了友谊难却，为了学校的安全，我也加入了。我在表面上，说是有了“党证”说话就可方便些，而其实呢，还不是为了保持这个饭碗，觉得在蒋管区做事，免得到处有麻烦。我也知道，这是一种无耻的勾当，是一个卖身投靠的行为，但我总是有些理由来掩护自己，而且也不希望有人知道的。如今想来，正因为我有动摇的本质，正因为我看重大学教授的饭碗，正因为我考虑问题一切都从个人利益出发，碰到外面有一点压力，自然就会投降了的。

　　我从广东文理学院转到福建暨南（当时叫建阳分校，主任是周宪文，与C.C.有关，现在台湾）以后，我便装聋作傻，把我的党证收起来，不管他们催问，我是从不说起我曾加入过国民党的。同时，我参加文协，参加大学教授联谊会，也参加了民盟，我在周报、民主、文萃、时兴文以及几个文艺刊物上写文章，我签名反对美授，签名反美扶日，因而我俨然是一个民主教授，进步人士了。解放以后，我出席北京全国文代大会，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及协商委员，我参加北方老区访问团山东分团，也参加过土改，就是这样，我自己也就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了。

　　此外，我在这几十年的教书与写作上，也曾生硬的装上一些马列主义的理论。我在1929年与30年，写过一本“明日的文学”和一本“新兴文艺短论”，我已经写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而在中篇“马戏班”和散文“椰子与榴莲”中，也企图以自己的作品，来实践这个理论。此后因为教书，翻了一些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书籍，企图以这些来影响我的学生，我自以为懂得了一些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了的。胜利后回到上海，我看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觉得这是一本好书，解决了中国文坛论争多年而没有解决的问题。我把他介绍给别人看，也介绍给学生看，但我却没有真正懂得这书的好处。我强调文章，强调方法。我说，就以文章论，这文章实在写得完整有力，理论这样完整，逻辑这样周密，这是任何人所不能及的。我也讲方法论，我说这完全是毛泽东对辩证法有精到研究的缘故。在当时的意思，我以为我这样说法，完全从文学艺术立场出发，可以避免政治宣传左倾思想的嫌疑，但在骨子里，这实在也就代表了我的思想，我不懂得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不懂得实践，我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可以说是完全无知。上海解放以前，我在文章中，也用过生活改造与思想改造等字样；但我说这些话的意思，却是在叫别人改造；至于究竟要怎样进行改造，就连自己也不知道。解放后，我出席全国文代大会，重读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看到从前所没有看到的东西——那就是生活的实践。但是，我当时的思想，以为要做作家，就该有生活的实践，要到工农兵中间去，到火热的斗争中间去，我想做作家，才要到群众中间去吸取题材的。其次，我以为我对理论都懂得了，缺乏的就是实践；而一谈到实践呢，我又强调我的家庭，我的生活，一句话，我局限于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与习性。因此，我强调着我的理论与实际脱节，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原来就容易从文字上接受空洞的理论；好像这样一说，又可以把自己开脱了似的。而其实呢，我还是没有深入的检查我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我知道，我的思想与我的生活作风，是和我的家庭出身，我的做事的经历与文艺见解分不开的。一句话，我有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与温情主义，我不是看不清楚，但我却没有决心，无法实践。我的感情生活扭不过来，因而有时也使自己觉得苦痛徘徊。其实，这不能实践，也就说明我的看不清楚，不能实践，没有决心，也说明我的认识模糊。我知道，我要站稳立场，分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界限，只有在群众的、集体的生活实践中，才能做到。我心愿，这一次的思想改造，才是一个开始。

　　（本文系根据本人思想检讨总结删节而成）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