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逸卿：批判我的反动思想

　　<中山大学副教务长、吕逸卿>

　　我出身于华侨小资产阶级家庭，童年受了六七年私塾教育，重伦常的封建思想，早已根深蒂固；“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也跟着潜滋暗长起来。

　　我虽出身小资产阶级，但因为所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同时，也深受到残余的封建思想的影响，所以在我的思想意识上，便打上了资产阶级和封建思想的烙印。

　　过去我的思想和行为是投靠反动统治阶级那一边的，是为反动统治阶级帮闲、帮忙以至帮凶的。我消极的、保守的作风，对反动统治阶级实在发生了帮助的作用。我自1930年在大学毕业起至解放前，一直接受反动政权给予的“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等名位，而贴贴服服地为反动政权服务。反动政权的“教育”，是麻醉人民，奴化人民、压制人民的。我所教的，虽然是自然科学，但存在着单纯技术观点，麻痹自己，麻痹青年。

## 一　检讨我上书给蒋匪介石等的错误

　　由于我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重视封建的伦常秩序，有不正确的“正统”观念。这错误的“正统”观念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和造谣蒙蔽相结合，曾使我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是中国的“正统”政权。对北伐的胜利我错误地认为是国民党之力，而漠视了共产党和工人、农民阶级的革命力量，也漠视了苏联的伟大的友谊帮助。甚至对抗日战争我也曾错误地认为是由蒋匪介石所推动，而漠视了毛主席对统一战线的英明领导，漠视了广大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英勇的斗争。这错误的“正统”观念使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容忍，使我对反动的暴政憎而不恨。我只从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出发，去憎恶对我的生活有直接威胁的暴政，只从资产阶级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去责怪国民党反动政权不能使国家富强的无能。抗战前一年（1936年）我曾无耻地“上书”给蒋匪介石，提出“复兴民族”的意见。对外，我主张用“王道”来对抗日本的“霸道”，用“国士道”来对抗日本的“武士道”；对内，我主张用地理分工的经济地理区来代替省区，以求国家经济的自给自足。“国士道”与国家经济的自给自足就意味着法西斯的“大民族主义”。当时我没有认识到蒋匪只为着四大家族的利益打算，连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也没有，是不会理会我这“书生之见”的。现在我痛恨我当时敌我不分，我痛恨我当时有往上爬的可耻意图。

　　解放前，中山大学是国民党政治思想的坚强堡垒。我虽非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但我实受了若干虚伪的“理论”所麻醉，如受了“中国只有小贫大贫之分”和“全民政治”等谬论的蒙蔽，使我对阶级意识非常模糊，对于社会革命也没有正确的了解。再加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妥协性，和封建奴化教育所熏陶出来的“独善其身”和“中庸思想”，使我接受了幻想的、主张阶级调协的改良主义，而不敢正视矛盾，抹煞阶级斗争，逃避革命现实。我于1927年夏由岭南大学转学到中大来，加上留校工作的时间，我在中大前后共20多年。在此期内，正是激动全国的十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八年抗日、三年解放战争的期间,我只躲在我的“独善其身”蜗牛壳里，搞我的业务，为着个人的名位，慢慢地往上爬，由助教而讲师而副教授而爬到教授的名位。我没有正视正在校内外进行着的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我对革命旁观，对反革命容忍。在国民党气氛的笼罩底下，我在中大昏迷了二十多年，到解放后才慢慢地清醒过来。

## 二　批判我过去对国际政治错误的看法

　　我过去受封建奴化教育的熏陶，为着“独善其身”而抱着“君子不党”的错误态度，不去参加革命；同时，也存着“中庸思想”，遇事作无原则的折衷调和，根本害怕革命。我更受到资产阶级教育的毒害，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我的政治思想便倾向于改良主义，要延缓反革命势力的崩溃；甚至倾向于妥协主义，而向反革命势力投降。这是反人民、反革命的政治思想意识。

　　1945年5月，在旧金山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我曾凭着主观空想，写了一篇文章，提出我对旧金山会议的意见，题为“当心历史的下意识”，在伪“广西日报”上发表。这篇文章反映着当时我的反动的政治思想意识。我认为世界的纷乱是由于若干“历史的下意识”所酿成的。这些“意识”第一是“名不正”，因为同名而异义的争执；第二是“选民”的观念，以民族的自大代替民族的互尊，成为民族互相仇杀的导火线；第三是“文明”与“野蛮”的胡涂概念，即随便打起“文明”的旗帜来进行欺诈和侵略的阴谋；第四是“均势”的幻想，国际间根本没有“均势”的可能，“均势”不过是“争势”的藉口，是制造战争的温床；第五是国家自给自足的企图，要自给自足，便要把“生命线”、“生存空间”等随便划到别国的领土上去，甚至把全世界都要圈在自己的“生存空间”之内；第六是苟安的意图，不肯把埋在世界各角落上若干延性炸弹，如殖民地、战略据点等，马上挖掘掉，早晚总会受到爆炸的危险；第七是偏安的错觉，飞越北极飞行的成功，已经把世界的后门变为前门，任何国家想把自己孤立起来，自以为是偏安于一隅，而不去寻求国际合作之道，那实在是脱离实际的错觉。最后，我建议把这些“历史的下意识”通通打破之后，须在奠定人类历史的基石上建立起国际的新文化和新秩序，来维持世界的永久和平。这些历史基石，我认为应如英国反动资产阶级学者威尔斯所说的，包括希腊的优美生活、希伯来的灵性内省、罗马的法律精神、儒家的人伦秩序（这一项是我加上去的）、欧美的科学技术、苏联的社会主义，以及所有民族对人类的特殊贡献（这一项也是我加上去的）。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自以为是站在“超然”的地位，用“旁观”的态度去看世界政治问题，自以为是相当“客观”和“公正”的。其实，我只闭着眼睛，主观地去幻想世界的表面现象，所指出的“历史的下意识”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所发生的一些国际矛盾，所提出建立在奠定人类历史的基石上的国际新秩序，不过是意味着缓和资本主义社会及早崩溃的“秩序”。这种改良主义是倒在资产阶级那一边的，绝不是“超然”和“公正”的。

　　更不能容忍的是我在这篇文章里面曾提出：“今后世界若真能合作，以维持集体的安全，将必把北极圈划为国际警察的航空基地，以便随时压制叛乱。但若有企图独占北极圈以征服全世界的，自必陷于浩斯霍佛派地缘政治学见解的错误，而招致灭亡的恶果。”所谓“维持集体的安全”是维持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国际的表面安全。我虽然警告不要重蹈浩斯霍佛派地缘政治学见解的覆辙，其实，我已做了反动的、法西斯的地缘政治学派的俘虏。同时，也无形中做了企图独霸全世界的美帝国主义者所叫嚣的“天空世纪”“航空时代”“世界联邦的世界主义”的应声虫。把北极圈（包括苏联的一部份领土）划为国际警察的航空基地，不是帮助帝国主义者，尤其是美帝国主义者来“解除”所谓“俄罗斯威胁”吗？我自以为不直接参加政治活动便是“超政治”、“纯技术”，其实，在思想上我并不“超”，也并不“纯”，而是充满着反苏、反革命、反人民的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极端荒谬的理论。

## 三　我有过崇美的反动思想

　　我进岭南大学念书后，深感洋化的、放肆的、奢侈的买办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生活与我个人曾受过封建教育所熏陶的、保守的、拘谨的、质朴的生活格格不入。所以，在岭大念了两年就转学到中山大学来。

　　不过，这是否可以说明我没有崇美的思想意识呢？不！我虽不大看得起美帝国主义，但在我所研究的学术、所应用的图书仪器、所常用的日常用品以至于药品，我是认为德法第一，英美第二的。这种盲目崇拜资本主义国家“学术”，崇尚外国用品、以至羡慕外国学位的买办思想意识，是连美帝国主义也排在被崇之列的。对促致日本投降的主要原因，我也曾认为是原子弹的威力。深入检查，我不只曾有崇美的思想意识，也有过亲美和恐美的思想意识。这些洋奴的、损害民族自信心的、助长敌人气焰的、可耻的思想意识，直到抗美援朝爱国运动展开后，我才把它扫除掉。不过我还要继续检查，把这些敌我不分的思想意识可能残留下来的渣滓完全清洗，来保持我的思想健康。

## 四　我对于创办珠海大学的认识

　　1946年春，我参加珠海大学的创办工作，最初虽只是由我的自私自利的个八主义出发，但发展下去，便为“无本生利”、“藉学渔利”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所腐蚀。自反动头子黄麟书等陆续加进校董会后，便“喧宾夺主”，把校董会最初的本质逐渐改变了。我当时虽存在有“戒心”，但没有急流勇退，而仍然依附投靠反动分子来“办学”，结果，我成为他们的俘虏和工具。反动分子办“教育”是为了麻醉人民、奴化人民、镇压人民的。珠海大学的教学方针，是用严格推行校规、强压学生埋头苦读来造就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驯服的奴才。我协助反动派来“办学”，便是协助它来毒害青年和人民。我要向人民痛悔我的罪过。

## 五　我今后努力的方向

　　在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中，经过比较深入的检查，我发现在我的思想意识中，实在还充满着残余的封建思想、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这些非工人阶级思想把接受工人阶级思想的大门关闭着，不让新鲜的空气进来，不让新鲜的事物进来。

　　经过这次学习，我初步认识到：作为一个人民教师，在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工作中，首先要解决影响工作的若干思想上的基本矛盾。这首先要求划清敌我界线，彻底肃清敌人的思想。为着大力发展生产，为今后大规模的国家建设事业准备良好的条件，必须划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思想界线，积极建立工人阶级思想。同时，我也认识到：思想改造过程应该是长期的、连续的、激烈的斗争过程，我虽尚有缺乏勇气的严重缺点，但我敢于向大家提出我对思想改造的决心和保证：

　　第一、我保证绝对服从组织分配工作，力求巩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

　　第二、我保证力求站稳工人阶级立场，加强斗争的勇气，以进行长期的思想斗争。

　　第三、我保证在实践斗争中，抓紧随时、随地、随事改造自己的机会，不再等待，不再拖延。

　　第四、我保证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学会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加强工作能力和工作信心，力求做好人民交给我做的任何工作。

　　第五、我保证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不断改造自己的错误思想和错误的工作作风。

　　请大家对我所提出的保证，站在人民的立场，随时加以检查，加以督促。

　　来源： 摘自1952年7月24日“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