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予同：批判我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软弱性和动摇性

　　<复旦大学历史系系主任　周予同>

　　我的主导思想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软弱性和动摇性”。因此我一生思想最大缺点便是：一、对革命的旁观主义；二、对人事的温情主义；三、现在对自己前途的黄昏思想。

## 一、政治思想

　　我在家乡读书的时候，受了伯父、父亲思想的影响，对于清末的改良主义有些认识。到北京读书以后，受了钱玄同老师和匡互生同学等的影响，对无政府主义发生强烈的兴趣。我受他的学问的诱导，因之对他的全部思想也加以接受，将他的谈话当作“微言大义”。匡同学是一位苦行者，他学的是数学，和我不是同科，但他的实践工夫使我发生无比的敬仰。因为我对于无政府主义发生好感，所以对马列主义也开始加以注意，认为是社会主义运动中有力的一派。我曾热情地参加过五四运动，便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但和陈独秀、胡适等新青年派并没有关系。现在检查起来，只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浪漫主义，对于革命并没有明确或正确的认识。

　　1921年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以后，接近许多年轻、前进的朋友，如已死的杨贤江等，开始对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加以深切注意，并寄以热烈的同情。当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有一个共产党支部，参加的同事，我晓得贤江之外，还有茅盾、叶圣陶、吴文祺、冯定、丁晓先等。当时，党以“铁的纪律”号召，我自问自由散漫，不能参加；而他们当时政策专向职工发展，不争取我们，也是一个原因。从这时以后，我开始抛弃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觉得这只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空想，同时因为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如吴稚晖、李石曾、沈玄胪等走上反动道路，也是现实的原因。不过对于另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朋友，仍保持相当友谊，如匡互生创办立达学园，我仍以朋友的立场帮助他。

　　1927年惨无人道的四一二事件发生了，自己也几乎莫名其妙地将要被捕——当时，胡愈之、郑振铎、章锡琛等及我6人曾公开地给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三人信，反对四一二事变，反动派军队以为我们破坏军誉，下令逮捕，得友人解说作罢。——革命是这样的尖锐，需要千千万万的志士贡献他的生命，自己在这一考验前发抖了，后退了，怕死躲避，十足地显出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从这以后，自己只在夹缝中求生存，得过且过，拉一套庸俗的理论和错误的历史认识，把自己的丑恶思想和行为掩盖起来。

　　1935年，我到暨南大学任课。这个学校环境非常复杂，因之我的软弱性表现得更加厉害，而一团和气马马虎虎的作风也从这时开始。当时暨大校长是何炳松。我和何有北京高师师生的关系，又有商务编译所同事的关系，但我到暨大却由于友人郑振铎的多次邀请，那时他担任文学院院长。何曾签名发起“十教授宣言”，加入C.C.，是他们的高级分子。但他徘徊于陈立夫和朱家骅之间，受这两派手下喽啰如潘公展等的排挤。他对中外历史都有点研究，喜欢喝酒谈天，小资产阶级的习气和自己有些相近。我在暨大和他共事了7年，尽力帮他忙，想将暨大办到像个样子。他死后，我还写了一篇哀悼的文章，可怜他蹧挞自己的学术地位。其实我自己不仅不能划清敌我界限，而且依附反动分子，为反革命阵营服务，反而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在努力文教工作，在教室里偷偷摸摸地灌输革命思想，对革命发展也不无微薄的功劳。一直到解放后，在北京中央教育部听钱俊瑞副部长的报告，说：我们这般超阶级超政治的教授只是在牛屎上插花，在麻子脸上擦粉，为蒋匪帮装饰，不仅无聊，而且对革命起了阻碍作用，才开始知道自己的错误。经过思想改造，得到同志们的帮助，更深切感到自己不仅逃避革命，而且阻碍革命，而且甘心为反革命分子作跑腿，实在丑恶万分！

　　1941年，太平洋战事发生，暨大在上海的部分停课，上海租界连孤岛的资格也没有了。依据原则，我应该毫无疑问的撤退。并且，后来社会科学讲习所的学生方行（现任上海检察署副署长）曾带了高级组织的意见要我到苏北去。但结果，我不仅没有去苏北解放区，而且连国民党统治的后方也不去，而只是像蛤蟆过冬似的躲在开明书店的角落里，编写与大局毫无关系的“词综”稿子。我当时强调许多客观原因，如没有钱，路难走，太太不能干，大女儿死了，情感受影响，不愿到后方受国民党的“训”，手头还有暨大学生转学升学问题需要处理等等。但现在分析起来，只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动摇性的表现。因为留在上海，只能委曲求全，只能敷衍应付，更自然的无法割断和汉奸亲戚朋友们（如陈次溥、樊仲云、梅思平等）的往来。因为躲在开明，对于开明被迫出钱替汪伪汉奸政府出版教科书等事，也自然无法坚持正义。当时亲眼看到妻子排队领户口米，自己带了家属到汉奸警察局领市民证，虽然心里痛苦万状，但仍然无可奈何地忍耐下去。平时以提倡民族气节自夸，但结果竟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顺民和汉奸的拥护者。除妻子一度和后方通信因而被捕外，自己也几乎不免。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竟达到这样可怕的程度，其对于人民革命事业的危害自然更不必多说了。

　　1945年，日寇投降，我的高兴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描写的。后来伪教育部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接管文教机构和甄审留沪的教职员学生，我由马叙惀老师和友人郑振铎的介绍，担任了专员名义，曾经监督接收复旦大学本部和其他学校。后来因亲眼看到反动派军队破坏文物仪器和其他机构贪污接收的情形，得了狂疾，愤而辞职。我对于国民党的陈、朱两派都很讨厌，但那时所以担任专员的思想动机：第一，是单纯的为了师友的关系。第二，为了长期躲在沦陷区，想藉此吐一口闷气。第三，想为祖国保留一部分的文化财产。但没有想到，这又替蒋匪帮做了装饰，作了帮闲。因为没有去后方，不了解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也不了解反动派腐化的加深，以为美帝国主义正用全力支持蒋匪帮，共产党的解放战争一定非常艰苦，革命成功的前途也还相当遥远。这种错误，除根源于思想体系和历史认识外，不去后方实在是最大的原因。同一理由，后来1948——49年间，上海已经到了解放的前夕，夏衍同志曾在香港通过开明一位职员约叶圣陶、郑振铎、傅彬然和我四人，到香港转北方。当时开明高级人员曾经秘密开了一次会，因为我兼复旦功课，比较突出；又怕开明抽去干部，发生影响；于是决定让叶等三人去，我暂时不走。在革命力量全盘胜利的前夕，还仍旧不能为祖国为人民打算，而只是从个人的安定和私营企业的发展着想，这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又一证明。

　　从上面所说的政治思想和行动来看，解放以前我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动摇性和软弱性表现得相当严重。这种动摇性和软弱性，对于自己，对于人民，更其对于革命力量发展的危害性是非常大的。近30年，竟如此的卑弱苟全，回忆过去，不能不惭恨交并了。

　　解放以后，自以为一贯地反对反动派，个人心理不免有进步包袱，下意识地以民主人士自居，以为新社会出现，自己应当大有可为。不料新社会出现了，自己在体力，在思想水平，在政策了解等等方面，处处不行，处处碰壁，深深觉得祖国有前途，自己不见得有前途。但自己还想活下去，还想看看社会主义社会的场面。于是心理矛盾百出，所谓“黄昏思想”便日益加重。在这许多矛盾苦闷方面，体力方面似乎最大。自己本来有神经衰弱、高血压和慢性咽喉炎等病痛，近年来眼力更差，往往午后模糊不清，夜晚疼痛无法工作。在去年参加土改期间，看到50岁以上的教授们都需要照顾，或者虽加照顾仍无法搞好工作。自己也有同样的感觉。其次在政策了解方面，每每不够水平。在某一次华东文教委员会的会议席上，组织上要我们出席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不自量，对知识分子失业问题和私营出版事业困难问题发表意见，结果，在后一问题上出了偏差。去年，上海市文教委员会开会，我担任总结，对于电影出版审查制度问题又出了偏差。在校内，如上次在登辉堂作土改报告，组织方面曾经指示我，要我在结束时来一个思想性的号召，但我说滑了嘴，只讨好一部分听众的兴趣，以“土改点心”结束。事后想立刻改正，已经来不及了。总之，现在觉得说话、写文章、做事、做人都感到缩手缩脚，怕错误，但结果偏偏错误，这是我有生以来所没有碰到过的窘况。

　　总之，解放以后的思想行动，仍然只是从个人主义出发，仍然只是小资产阶级不良品质的露骨表现，根本缺乏工人阶级大公无私的精神，而且根本没有了解工人阶级具备这样优秀的品质。如果将许多干部抱病工作的情况和自己对照，那种忘我的精神，真使我惭愧无地自容。况且黄昏思想及其由此而发生的行为，不仅是我个人改造的大障碍，而且一定危害了祖国人民交给我的许多重要的文教任务，对于整个新中国的建设是或多或少的起了恶影响的。

　　最后，我附带讲我和开明书店的关系，以及我对开明书店的错误认识。开明书店最初开办时，我认为是对商务印书馆独霸企业的反抗，认为是高级知识分子自编自印自己发行的一种反资本主义的行为，所以站在朋友的立场竭力帮助它。其实这只是一种空想，完全证明我对社会本质和社会发展的无知。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上海，想建立一种合理化的文化机构，只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事实上是决不可能的。所以“开明”决不是“商务”的对立物，而只是“商务”的派生物。后来“开明”主持编辑方面的夏丐尊、叶圣陶等要编一套比较像样的不是粗制滥造的教科书，想对学校教育贡献一点力量，因此约我编初中本国史教本。我先后编了3套，当时确很努力想编得像样点，并且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对学校教育不无微劳。其实这也只是表示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空想。试想，在反动统治之下，他们决不会放过你所编的教科书。他们利用伪教育部的审查权力，使你一改再改，完全依据他们的反动观点。本来原稿的立场、观点已经不够标准，经过再三修改，完全为反动阶级服务，对年青的一代只有危害性，谈不到什么教育意义。而我自己为了贪图有限的版税，始终不能决然洗手不干，一直延到解放以前。解放以后，我仍旧身兼两职。一面在复旦大学教书，是教育工作者，加入工会，作为工人阶级一分子；但同时又在开明书店代表资方，担任了董事、襄理等等职务。我有时以“两棲生活”自己解嘲，而其实只为个人贪图方便，立场不稳，阶级观念模糊，是无可讳言的。总之，我和“开明”，由店外帮忙，而进店编辑，而且管理行政人事。虽然“开明”目下已与青年团的青年出版社合作，跨上公私合营的大道，而且我的任务不日即可结束，但检查几十年来的过程，我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软弱性在这方面也是表现得很露骨的。

　　和“开明”事情相近似，而且思想动机更值得检讨的，是去年10月前答应科学仪器馆董事的事。当时思想动机虽的确不是为利（因为股票不能立刻变钱，而自己先要拿出100万元做为投资），而由于同乡朋友的热情拉拢，而更由于自己数十年来对于历史标本计划的实现有过度浓厚的兴趣。但不知道董事代表资方，不是普通学校董事会的董事可比，自己明明是工人阶级的脑力劳动者，怎样可以随便答应。就是说自己有历史标本的兴趣和计划，也不妨告诉该公司的当局或我的朋友，希望他们采纳进行，可不必做什么董事。自己对事每每不能全面考虑，只顾小的趣味，不顾大的立场，丧失了解放以后工人阶级应有的严肃态度，这仍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软弱性作祟而已。

## 二、工作作风

　　在工作作风方面，我的最大缺点，便是对人的温情主义和对事的官僚主义。所谓对人的温情主义，便是我给别人的印象只是一团和气，是一般社会所谓“好好先生”。这种作风，我自以为有一套落后的错误的思想体系作为依据，而其实仍由于惨酷的四一二事变的生活体验。我平素以为中国小农经济的上层文化有一种特点，那便是“天人合一”，和希腊文化的“天人对立”或“主观与客观对立”的思想不同。中国无论儒道墨三家的思想都有这一种境界。道家用唯心的思想达到它，儒家用实践的修养达到它，墨家用宗教的观念达到它。道家的“忘我”，儒家的“圣境”，墨家的“尚同”都是。不仅哲学思想，绘画、文学以及其他艺术都表现得很强烈，例如：山水画、田园诗等。因为我有这种错误的落后的观念，便很容易陷入无原则的温情主义，以为人心可以相通，一切的人是无罪的，其所以有罪是受了物欲的诱惑。我生平喜欢友朋之乐，对反动派的仇恨不深，自以为都根源于此。这样很自然地陷入是非不明、敌我不分的错误，其危害性是非常大的。但是再深刻的检查，我这种强调中国封建文化的思想体系还是后加的，正如上文所说，其根源实由于经过四一二事变以后，明白革命是这样的艰苦，明白自己是这样的脆弱，觉得自己可怜，也觉得人家可怜，同情弱者，但又不能反抗强暴，于是拉了一套庸俗的理论，将自己丑恶的思想和行为掩盖起来，而发生温情主义，其实这只是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的表现而已。

　　因为对人的温情主义，便很自然地对事采取官僚主义。以为此事此地，客观条件不够，能够应付过去，便已万事大吉。只是消极地“但求无过”，不想积极地“争取有功”。我从“四一二”以后，更其是1935年担任暨大教授以后，这种作风更其逐渐显著。虽然一贯地不做什么坏事，勉强地都能完成任务，但都是得过且过，不想努力地再做好一步。而且沾沾自喜，以为自己能得儒道二家之秘。

　　这种对人的温情主义和对事的官僚主义，在本校系务问题处理上也表现得很明显。如课程的设废，课程和教师的配置，以及助教人选等问题，只是主观地在系务委员会会议席上作形式的通过，不能全心全意站在人民的也即主人翁的立场去处理，而只是强调客观原因、制度问题，拖过去，混过去，没有痛切地想到这样对于祖国教育的危害性和对于青年学生的巨大损失。其中最马虎也最无成绩的是“教研组”。关于“教研组”，因为第一，我自己对于“教研组”根本不了解，不知道怎样进行。第二，据我主观的了解，复旦还没有实行“教研组”的条件。如果根据北京人民大学教研组的规模，我们目下是绝对无法模仿的；如果照复旦教育系萧孝嵘所主持的心理学教研组的办法，那根本是骗人的东西。第三，更重要的，我自己根本无法再抽出时间应付这新的办法。所以教育部用公事来调查这工作，我也只是用公事敷衍过去，根本牛头不对马嘴。不知道教研组是今后教学改进的重要方法，复旦即是没有条件，也应该用革命的精神，创造条件，先因陋就简，使教研组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而我对这问题，只是用官僚主义的作风去应付，是不可原恕的。

## 三、教学问题

　　教学问题，在我的检查报告中，是一个重点。因为我自从离开商务生活以后，在安徽大学，在暨南大学，在解放前的复旦大学，教学方面都还过得去。自己喜欢年青人，以为面对着年青人，自己也可以年青些。平素沾沾自喜，以为自己的血管里还有年青人的血。不料解放以后，自己忙于校外的杂务，没有从容的时间研究马列主义，也没有决心争取时间来研究马列主义，而只是老一套地搬来搬去。个人和社会脱节，自己的教学和年青的学生脱节，我所教的不是年青人所需要的，因此，我觉得我是老了，我的历史任务已经完了，黄昏思想的产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主要原因。思想改造运动以来，我曾经想到退休，想到转业，想到闭户读书。但最近经过同志们的帮助，更其一两位同事会外的谈话，使我认识自己的错误，认识自己还有光明的前途。我的基本错误仍在于个人主义的主观性，不从社会的需要出发，不从学生的需要出发，不实事求是，不联系群众，而只是固执自己学问研究的路线，将30年前从老师那里所得的一套，改头换面，加盐加醋，算做自己的学问，硬要30年后的学生，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吞下去。自己认为中国史学是中国封建社会产生发展的成果，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有它的核心，那便是孔子和经学，不搞清经学的演变，便无法了解中国史学的演变，更无法了解新史学所以产生及其发展的方向与前途。其实这只是就文化现象解释文化现象，根本不是马列主义思想。况且这些枯燥专门钻牛角尖的东西，也不值得在将来要担任文化干部或高初中教师的文科学生面前卖弄。更无法原恕的，便是中国通史班上仍旧讲授中国史学的演变，自以为使学生对中国史学有整个的鸟瞰，以便将来深入研究。殊不知课程既是中国通史，目的只是使学生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史实，大可不必节外生枝，添授别的东西，使正课计划受了影响而无法完成。所以我目前要将教学搞好，第一，须建立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一心一意的做好人民教师。其次，赶快摆脱各种杂务，争取时间，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彻底了解历史唯物论，回过头来，整理中国史料，再深入浅出地传达给年青的一代。我想，我能够这样做，我必须这样做，才能纠正我以往的缺点的错误。

　　（本文系学习总结的摘要，其余各部分从略。）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