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健吾：个人历史和创作的检讨

　　<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戏剧文学科主任　李健吾>

## 一、胜利前后

　　抗战以前，我做顺民，把反动政权看成正统，尽管有时候痛骂贪官污吏，并不行动，实际上就是支持反动政权，后来投机取巧，唯利是图，便走上反人民反革命的道路。

## 甲、从买办行为到汉奸行为

　　抗战后，我辞去上海暨南大学的专任教授，改成兼任，转进孔德研究所做研究员，写法国文学史，主要是投机取巧，以为这是中法文化基金委员会的一个机构，抗战即使长久，我的职业可以不受影响。

　　太平洋战争发生不久，孔德研究所就关门了，我的生活成了问题。这时候我正在改编巴金的“秋”。黄金荣的孙子办了一个荣伟剧团，托人来买“秋”的初演权，我把上演税提高到12%，完全是敲竹杠。从这时候起，唯利是图成了我的中心思想，我觉得这样维持生活也是一个办法。我就开动脑筋，想着怎样迎合小市民，剧本要热闹，要紧张，要场面大。我接着就改编“云彩霞”。

　　有一天，清华同学赵燕生来看我，说他和沈尹默的大少爷沈令年办了一个艺光剧团，租下兰心戏院，头炮戏要我的“云彩霞”，上演税愿意奉送7%，比平常多一分。他们需要演员，当时华艺剧团没有出路，我就介绍双方合作。兰心剧院本来是日本军管理，当时我利欲熏心，不加警惕，随便就把剧本卖给敌人暗中经营的剧团，出卖了话剧的战斗的光荣传统，对民族，对国家，我都有罪。

　　敌伪初期，话剧界朋友多少都有一个错觉，以为光走商业路线不走政治路线，就不会跟敌伪碰头。我当时也有这种想法。其实这就是汉奸想法。商业路线就是投降路线。

　　我不和敌伪直接往来，谢绝汉奸亲戚尤乙照和尤炳照的照顾，只是为个人长远利益打算，并非站在祖国人民的立场。所以日子一久，生活困难，我有一个短时期跑股票公司，经常改编剧本，唯利是图，不做别想。我以为自己只做一趟卖剧本的临时交易，或者帮朋友的剧本做一趟临时交易，谈交易的都是话剧界朋友，不算太辱没立场；其实，给敌伪粉饰门面，点缀太平，根本就丧失了起码的人民立场。

　　汉奸张善琨办联艺剧团，在兰心剧院演出，职业导演有朋友吴天、洪谟等。我为吴天改编过“艳阳天”，为洪谟改译过“梦里京华”。陈麟瑞写成“海葬”，托我约朱端钧做导演，我陪他看朱，我劝朱说：“你怎么这么迂就？眼下就是赚钱嘛。”朱便被我拖下泥坑，给联艺剧团做了一次临时导演。

## 乙、从个人立场到反动立场

　　1945年4月，日本宪兵司令部把我从家里捉去，关了将近廿天，由尤乙照托汉奸郑洪年，孙瑞璜托汉奸李祖莱把我保出。我决定离开了上海。我在屯溪没有职业，非长久之计，我写信给各地朋友，托他们各方面想办法。就在这时候，吴绍澍告诉我日寇投降了，他马上赶往上海，听说我也想尽早回上海，他关照部下，安排我坐第二批官船走。

　　我这时充满了投机取巧的心思。胜利了，以后可以大搞话剧，早回上海抢机会才是上着。我还想，吴绍澍在东南很有势力，将来对我搞话剧一定有帮助。所以，一到上海，我就到伪市党部去拜谢他。我遇见朱君惕、毛子佩和在话剧界混过的吴崇文。他们说：我来的很巧，吴绍澍正要借重我，帮伪（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处处长毛子佩工作，做编审科科长。他们带我去见吴，我说我的志愿在搞话剧，他约我做一个短期，我说：“好罢，我帮一个月。”

　　伪宣传处组织并不健全，除我之外，人员都是毛子佩的亲故，其中只有吴崇文跟我是旧识。有一回吴崇文告诉我，“时代杂志”上头有源生牛奶厂的广告，要我打一个电话过去，别让牛奶厂卷入政治漩涡。我打了这个电话，我这样就削弱人民支持进步刊物的力量。

　　有一回，伪宣传处在大鸿运楼请各家京戏院、电影院的经理茶叙，派我出席主持。胜利头几天，苦干剧团要求上演吴祖光的“凤凰城”，一出早期抗日的话剧，我没有帮剧团争取成功，因为毛子佩请示吴绍澍的结果，顾虑日本军队还没有缴械，怕出乱子，要剧团缓些日子上演。“蜕变”也是这种理由，请苦干剧团不要马上演出。

　　还有“无名氏”电影剧本，或者话剧剧本，有“到西北去”或者“红旗飘飘”的字样，我全同意删掉。我为非作歹，无微不至，堵塞任何接触革命声息的可能，让革命在文字宣传上受到很大的损失。

　　这是（1945年）10月的事，我已经退出伪市党部。就在筹备戏剧学校期间，伪教育局送我一张聘书，约我参加伪教育局和伪社会局合组的接收敌伪剧院的委员会。我很高兴，觉得机会来了，能在北区搞到一个剧院也是好的。剧院接收了4个，分赃之下，海光剧院归我。海光剧院是最小最破旧的一个，我很失望，可是我还是接受了，有一个坏戏院子在手，总比一个也没有的强。

　　海光剧院虽然小，虽然坏，但是在初期放映电影期间，对我有过相当的经济补助。薪水不大，主要收入全靠福利，比薪水大两三倍，此外还有一些贿赂方便。头一年我请影片商人黄中杰（金城大戏院经理）代排影片，他每月送我一部分回扣，一个月平均有四五十万元伪币的样子。这份贿赂我收了约摸一年。印说明书里面有回扣，总务分成3份，一份归我。剧院添凳子，多做十张送我，我也常常利用木匠给我做活。我这期间住在高等华人公寓，享乐至上，把剧院看成供养机构，从中牟利，贪污纳贿，实在无耻。

　　退出伪市党部以后隔了一年光景，忽然有一天，吴崇文陪着毛子佩来看我，说他们办的“铁报”，一份小型报，要我帮“旁敲侧击”一栏每期写一二百字的时事短评。“铁报”送我的酬劳约摸等于一个月的菜钱。我想，大概是吴绍澍这一系统，在1946年后半年，在派系排挤之下全部垮掉，想拿在野的身份寻隙报复。我由于公寓房子开销浩大，便财迷心窍，做了反动派派系斗殴的工具。

　　我就这样无耻地，不顾一切，不择手段，营私舞弊，祸国殃民，做了许多坏事。可是人民把我从旧社会的深渊里救出来。上海解放了，也解放了我。

## 二、我在写作上所犯的主要错误

　　我从小过着自由文化人的卖稿生涯，一脑子的资产阶级思想，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演变恶化，出卖了作品应有的使命和品格。

　　过去由于不靠拢共产党，没有无产阶级的立场，我不但没有负起时代上文艺应有的战斗任务，反而在思想意识上散布了不少毒素，为资产阶级服务，为反动统治服务，对劳苦大众和革命事业横添了许多障碍。

　　在“这不过是春天”（1934年）里面，一个革命工作者来到北洋军阀统治着的北京，为北伐做先遣布置的秘密工作。为了他的安全，同志让他住在他的旧情人的大公馆——警察厅厅长的公馆。我把他写成一个多情善感的人物。没有革命生活，我不敢正面写到革命。他的旧情人是一个享乐腐化的少妇，在回光返照中，从虎口救出对她表示决绝的革命工作者。这是浪漫传奇，这是凭空捏造，我拿革命做游戏，侮辱了革命事业和革命人物。

　　在“以身作则”（1935年）里面，有一个叫金娃的年轻农民，我把他歪曲了，写成土头土脑、笨手笨脚的模样。他不是刚强地站在地主面前，而是畏畏缩缩，不敢正视。参加土改以后，想到这个人物，我就难过。我不是站在农民立场写农民，我附会封建社会的传统写法，不也正说明我自己还有着残存的封建思想吗？我歪曲了有高度智慧的农民的形象，十足暴露我的阶级本质里面有些东西和无产阶级根本不对头。

　　在“一个没有登记的同志”（1936年）里面，我更荒唐了，简直是在美化反革命分子。时间和“这不过是春天”相同，张作霖杀害李大钊时代。特务黄天利捉住一个女革命党，发现她是小时候的街坊，把她放了。他觉得自己活着没有意思，拿枪把自己打死。正像我处理堕落的少妇一样，我中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毒，为特务争取观众的同情，松懈人民的战斗意志。

　　在“和平颂”（演出的时候，名字改成“女人与和平”，写在旧政协快要破裂的时候）里面，我痴心妄想争取伪装的和平。我愚昧无知，居然还对蒋匪帮存在幻想，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正确的革命事业看成争权夺利。这种小市民的庸俗的改良主义的思想感情，表现在我身上，就是向往革命，而又畏惧革命。无怪乎当时有一位笔名艾鱼的观众，在报上指出我这出戏“得来的倒是相反的效果”。

　　从以上这些例子看来，由于站在错误的阶级立场，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资产阶级的立场，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我模糊了现实的本质，问题的真相，妨害了革命的进行，帮反动阶级延长了不应该延长的寿命。

　　艺术至上论者，自以为置身于现实之外，其实是待在现实紧底下，一有机会就捞一把。我在敌伪时期改编了一些坏剧本，无聊低级的坏东西，只为多弄几个上演税，不惜出卖良心，跟汉奸文人一样，花花绿绿，帮敌伪粉饰门面，丧失祖国人民的尊严立场。

　　解放后，热情所至，我写过几个相声和一些短文章，由于政治学习不够，阶级觉悟不高，错误还是很多。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篇相声“学杜鲁门”，题目本身就有严重的纯技术观点，忽视客观上的群众效果，一个不看内容的读者，真还以为杜鲁门这个战争贩子有什么地方好学。“山东好”那本报告集，不全面，不深入，活活画出（？）一个旧知识分子的面貌。

　　总之，不从阶级看问题，我认不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区别，停在事物的表皮，把浮面现象当做本质问题处理，本末倒置，我就犯了转移革命目标的严重错误。一脑子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风格不通俗，主题不明朗，客观态度其名，支援反动统治其实，无论从那一方面来看，我从前写的那些东西都是恶劣的，要不得的。

　　（李健吾的检讨还有“教学工作”“工会工作”及“总批判”等，这里只摘其历史与创作两段，其余从略。）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